、有文化、很刻，想在中国搞正面讴歌的作品可不容易啊；无论是国导演还是欧洲导演，哪怕是犹太导演，对我们来说，都太浅薄。我认为，真善是一老旧的艺术标准；新的艺术标准是：搞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东西。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王朔的东西在我看来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乌迪·艾也属这一类。这一类的艺术只有成熟和刻的观众才能欣赏。

在此情况下，应该想到自己的艺术标准浅于大众；和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民之一般平不符，宜往开掘──不要看不起小市民，也不要看不起芸芸众生。主席曾言：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你搞的影视作品让人家看了上爆起三层疙瘩，谁聪明谁笨，也就不言自明。搞影视的人常抱怨老百姓味太刁；这意思无非是说老百姓太聪明，自己太笨。我倒觉得不该这样不打自招，这就显得更笨了。我觉得王朔过去的反嘲、反讽风格，使我们能见到一层的东西。最近听说他要改变风格，向主靠拢，倒使我到忧虑。王朔是个聪明人。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没有遇上车祸，聪明人很不容易变笨。可能他想要耍小聪明，给自己的作品披上一层主旋律的外衣，故作崇之状。但是，中国人都太聪明，耍小聪明骗不了谁，只能骗骗自己。就拿他最近的的《红樱桃》来说，虽然披了一层主旋律的外衣，其心内容和国电影《九周半》还是一类。把这些不是一类的东西嫁接在一起，看上去真是不不类。照这个样搞下去，广电也未必会给他什么奖励，还要丢了观众。两样都没得到，那才叫倒霉。

在我看来，所谓真善就是一甜腻腻的正面描写，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度里，一的艺术作品没有不包括一批判成份的。因此，从批判转正面歌颂往往意味着变得浅薄。王朔和他的创作集在影视圈、乃至文化圈里都是少数派。对于上述圈里的多数派，我有这样一意见：现在中青年文化人之大多数，对文化的一般见识，比之先辈老先生们，不唯没有提，反而大幅度下降。为了防止激起众怒，我要声明：我自己尤其远不如老先生们。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的优秀电影一现，老先生们就知是好东西，给予“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的誉。现在的文化人不要说这见识，连这样的名词都不知，只会把“崇”之类的名词径直讲来，也不怕直。当然，大家不乏讴歌主旋律的决心，但能力，或者脆说是才能，始终是个主要问题。多数的影视作品善良的创作动机是不容怀疑的，但都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