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使它老是偏过来看人，好像在芭雷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

１、陈清扬是女；２、我是天阉之人，没有能力。

１。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２、该母狗天生没有左；３、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击。

陈清扬说，我始终是一个恶。她第一次要我证明她清白无辜时，我翻了一串白，然后开始胡说八，第二次她要我证明我们俩无辜，我又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所以她就决定，早晚要打我一个耳光。假如我知她有这样的打算，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这两都难以证明。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陈清扬听了这些话，先是气得脸白，然后满面通红，最后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走了。

我记得那些日里，除了上山放和在家里躺着，似乎什么也没。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可是陈清扬又从山上跑下来找我。原来又有了另一传闻，说她在和我搞破鞋。她要我给我们清白无辜的证明。我说，要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

垂不垂黑不黑的，不是你的事，她还说，假如我在这些事上琢磨得太多，很可能会吃耳光。

倒退到二十年前，想像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时的情景。那时我面焦黄，嘴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发如败棕，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都是橡膏粘上的，跷着二郎，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氓相。你可以想像陈清扬听到这么个人说起她的房下垂不下垂时，手心是何等的发。她有神经质，都是因为有很多壮的男人找她看病，其实却没有病。那些人其实不是去看大夫，而是去看破鞋。只有我例外。我的后腰上好像被猪八戒筑了两粑。不腰疼真不真，光那些窟窿也能成为看医生的理由。这些窟窿使她产生一个希望，就是也许能向我证明，她不是破鞋，有一个人承认她不是破鞋，和没人承认大不一样。可是我偏让她失望。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队长家确有一棕母狗，该母狗的左确是后天打瞎，而我不但能持枪击，而且枪法极。在此之前不久，我还借了罗小四的汽枪，用一碗绿豆弹，在空粮库里打下了二斤耗。当然，这队里枪法好的人还有不少，其中包括罗小四。汽枪就是他的，而且他打瞎队长的母狗时，我就在一边看着。但是我不能揭发别人，罗小四和我也不错。何况队长要是能惹得起罗小四，也不会认准了是我。所以我保持沉默。沉默就是默认。所以天我去秧，撅在地里像一半截电线杆，秋收后我又去放，吃不上饭。当然，我也不肯无所作为。有一天在山上，我正好借了罗小四的汽枪，队长家的母狗正好跑到山上叫我看见，我就一颗弹打瞎了它的右。该狗既无左，又无右，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天知它跑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