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这么回答父亲吗？

二十年前老就该这样问，但是没有。不过，同样的问题二十年后问的确又有所不同。二十年前他们是儿和父亲，现在儿也已是东方大师，两人都有时间的分量，并且代表了不同但一样大的神系统。此外，如果是别人这样问丁格为何信仰佛教，丁格很容易回答丁格已无数次面对这样的问题。而且通常，由于提问人虽然于好奇但也充满了尊敬丁格总是予以慈悲而简单地回答。这其中丁格对我的回答是最的。丁格从维格那里听说了我的非同寻常的志愿者经历以及我的生活方式，特别鼓励我在西藏的神实践，许多次丁格当着维格的面赞扬我，维格对此总是不以为然。

但是一次偶然的喜拉雅山之行让儿突然间转向佛教，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要问问儿：当年一个在斯德学院分生学上有过级研究的人，一个曾面对包括让－弗朗西斯科·雅格布在内和其他著名生学家组成的评审团行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了生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一个已站在了分生学最前沿科学家，何以同时或在那之后转向了起源于东方的佛教？什么时候为什么在儿心中萌生了这个决定？

那么最初是什么动了那埋的？在斯德学院，或者更早？更早引发内心萌动的是读了一些有关宗教传统的书？是的，他虽然并没生在一个信教家，但接过一些宗教方面的书，能记起的其中有基督教的，印度教的，苏菲教义的，恰恰没有关于佛教书。那时西方很少有真实可信的佛经译本，而且，主要的论著或译本对佛教的理解也是畸形的即认为佛教是一讲人生皆空的虚无主义哲学。不过尽畸形，那些译本还是笨拙地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此后，通过雅克－伊夫·勒图穆兰舅父，他又发现了很重要的勒内·盖农的著作。

丁格当然不可能简单地像通常回答别人那样回答父亲：诸如“人生而为人是难得的，但人生无常，六回，有循环往复烦恼和痛苦，所以要寻求解脱之佛法就是解脱之。”丁格不能对父亲这样这样说。再有丁格得承认自己是父亲的创造，他们已有二十年没见，二十年的回忆是漫长的，而对于一个佛教徒而言回忆从来就是困难的。甚至，回忆二十年前几乎就像回忆“前世”一样困难，就像回忆“另一个人“。那么，在这“另一个人”的上是否可以说早有一粒遥远的类似“神”转世的？丁格在穿越晦涩的生命因为现在的他就是从那粒几乎难以觉察的神的分离来的；这粒无论如何和父亲有关，毕竟父亲在给予他的生命中包了那粒偶然的东方的。当然，那不属于父亲，它只是经过了父亲，就像会经历任何人一样。

丁格过于长久的沉默让怀疑论者父亲明显到不适，特别是丁格的沉默像寺院里常见的佛像就更令怀疑论的父亲不适。丁格目光低垂，，大，尽并没看着父亲，他大的坐姿仍自然地俯瞰着端着烟斗的父亲。也幸亏老总是用牙咬着烟斗，这使老保持了某固有的质疑一切的姿态。

丁格生在上社会，父亲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不用说了，是哲学家，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四十名院士之一。母亲雅娜·勒图穆兰是个画家（后来在丁格的影响下这位母亲也皈依了佛门，成为法国最早的比丘尼之一）舅父雅克-伊夫·勒图穆兰则是一位著名的航海家。生在这样的家族，丁格从小学到大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22岁便获得了黎理工学院的理学博士学位，是196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雅科布的学生。年轻有为的丁格在斯德学院成为最年轻的研究员，从事生学方面的等科学研究。正当丁格的分生学研究在雅各布引领下已登临科学巅峰时，一次假期的喜拉雅山之行改变了丁格的内心构成。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清楚科学家的儿皈依释迦牟尼并非因为对西方宗教失望，或是因为六十年代有普遍的“神危机”所致。不，科班的儿那时既不是行的“嬉士”、也不是“垮了的一代”既不是失恋者或同恋者，也非神创伤者，不大麻，不上街游行。不，丁格是那个时代标准的青年、最前沿最年轻的科学家，是新科诺贝尔奖得主雅各布的助手。除此之外，年轻的儿还喜天文学，照相术，对鸟类学倾注过很大的情。

就是说，没有那最初的，就没有信念的萌生。

但是，显然，丁格这次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父亲。

勒内·盖农？我知他，老端

的丁格那时不过是一情绪的选择，而老是从来不与情绪对话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丁格的情绪选择已变成一个饱时间的理事实，并且代表了一个充满引力的世界。另外如果丁格当年的走是一个时尚之谜的话，那么二十年之后已成为真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