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满院的娃娃，还有兴致给娃娃们分洋糖的，心脏就像泡在了温的光里，乎乎绵绵地舒坦，满院的娃娃就是满院的光。现如今已经很少揣着她的二十响缠着她的绳到疯跑了，娃娃们成了她最大的乐趣，这里面每个孩都在她的炕上睡过，她的炕上每晚上也都有孩陪着她闹哄。满院随时随刻都能听到稚清脆的声音喊“”前不久她又跑了一趟县城，这些洋糖肯定就是她从县城带回来的。我在碉堡上等她，她这回到县城是去了解粮行的情况。这些年来，我们不再靠抢掠为生，也不再向周围地区的财东、商号收取保护费，我们转行开始生意了，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娃娃们才有了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我们的伙计们也才能够专心致志地靠地、运输、跑买卖来获得富足的生活。不过，日过得安稳了人也就容易变变懒，我的伙计们已经很少摆枪械了，枪械在我们伙里几乎成了一摆设，一偶尔拿起来消遣的玩意儿。我有时候回想起以前那些枪林弹雨火与血织的生活，就觉得那是一连串的梦。可能别的伙计也是这状态，只有经常还把她的枪拆开来一，可我知那也只不过是一习惯而已，更经常的是她拿了自己的枪退下弹给任何一个博得她好的娃娃玩耍。那些娃娃们，尤其是那些男娃娃，也把能别上的枪在院里、在山野里威风凛凛地兜几个圈当成了最荣誉。刀枪库，放南山，这就是我们现如今的生活。

。王葫芦一见面就倒了胃，执意不要这个婆娘，让很是失望，也下不来台；因为她捡人家的时候就已经许诺到山上给人家找个下家嫁了。不过我们大家都理解王葫芦的心情，就凭那个婆娘的质量，倒贴钱给谁谁也不会要。

打日本的时候我们跟李冬青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后来这合作关系又慢慢地扩展到生意上，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委托他代销我们产的粮跟山货。李冬青曾经提来要跟我合开粮行、开商号。我回来跟商量，不同意。她一直对李冬青持保留态度，她的理由是财东家的娃儿跟我们是不同的，绝对不能信任他，打日本是一回事，生意是另一回事，我们已经吃过亏了，不能再吃亏。她倒赞成我的另外一条意见：我们跟李冬青生意可以，就是买与卖的简单关系，我们照商定的价格给他卖粮、卖山货，他拿了多少东西就付给我们多少钱，一手货一手钱，互不亏欠。我向李冬青说了的意见，当然我没有直接说这是的意见，而是说这是我们伙里商量的结果，李冬青也答应了。后来他果真在县城开了粮行，又在西安城里开了商行，一直跟我们生意。我们刚开始光给他供应粮，后来渐渐发展到给他卖山货。李冬青建议我们大烟，说那东西利更大，我们有枪有队伍，大烟没人敢，也没人敢偷，大片的山野荒地在我们手里，大烟那东西又好成活，一亩大烟的收比得上十亩棉。我们没，一来我们本不知大烟怎么，怎么收；二来我们也不能那缺德祸害人的买卖，这就是盗亦有；三来我们每年收获的粮、山货变成钱足够我们过活，也没有必要冒风险大烟。

然而，安逸的生活不会永远波澜不惊像一潭死。前不久陈铁匠跑到山上给我们送来了一条坏消息，尽这是一条坏消息，却也跟枪距离甚远。因为生活中绝大多数麻烦并不能靠枪解决，靠枪解决的麻烦往往是已经无法解决的麻烦。陈铁匠告诉我们，李冬青那边的人传话来，要整编我们狗娃山的队伍，说是国民政府有红文件，全国只能有一支军队，只能有一个政党，只能有一个委员长，凡是不在国民政府制下的政党、军队都是非法的，或者接受整编，或者被消灭。陈铁匠还告诉我们，李冬青从我们这儿拉去的麦没能收上来钱，他让四面问一下，四说可能军粮了，了军粮自然就没钱了。

倒有信心，把那个婆娘关到窑里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像刷她的大黑一样彻底刷洗了一番，又把她穿的衣裳全都烧了，挑拣了一些自己的衣裳给她穿了。经过这一番整修，那个婆娘立刻成了个能让人看的女人。王葫芦便追在的后要娶人家，却不给他了，说：“男人家说来的话八匹也追不上，你要反悔娶人家，就先承认你不是男人，或者承认你说的话就是放呢。”这两条王葫芦都不愿承认，于是就不给他婆娘，故意憋着他。憋了一个多月，那个婆娘好吃好喝保养了一段日竟然越发地风致起来：肤白了也了，脸不浮了，睛竟然是大大的一对双，虽然年龄看上去有三四十岁了，论人样却也够中上等级。这一下王葫芦更急了，那天伙里的伙计都到山下运粮，他没有去，觑了人少的机会，跑到的窑外大声承认自己不是男人，说话就是放。便让他跟那个婆娘见了面，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成亲、生娃…

陈铁匠送来的消息让我跟非常吃惊，我倒不怕李冬青收编我们，要想收编我们首先得问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我想他也不敢真的跟我们对仗，跟日本人打仗我们都不怕，难还怕了他保安团？我们吃惊的是粮，因为我吃过这方面的亏，如果再叫李冬青坑我一回，那我就真是在同一个坑坑里跌两回跟的傻，这不仅仅是个生意问题，更是一个面、尊严的问题。我问陈铁匠四是啥吃的，他为什么不阻拦，为什么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