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写作的特征之一，便是对当代生活的极度明与准确把握。９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便是急剧推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的历史程。不你是否愿意，中国人已陷于质时代的望之海中。质时代愈加赤地暴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其价值观念系的重建，也仍然以女的牺牲为代价。作为都市女，她们既是望之海的主与推者，同时也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说吧，房间》正是通过艺术化地展示女人真实的历史境遇，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程行了抗议参与，它以对男权文化声讨的、解构的、颠覆的女话语，凸现了女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面临的困窘境况。

《说吧，房间》毫不犹豫地把它的女人抛置在圳这样一片都市土，让它的主人公面对质时代对女的塑造、挤压和扭曲，直接受来自灵魂和的切痛苦。在圳“拥有女人就像拥有房和汽车一样，决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一份，是成功男人的标志”“女人越年轻、漂亮，气质越好，档次越，类越多，更换越频繁就越是成功”没有金钱没有大哥大和轿车作为必要的男人，在女人里“本就不是男人”“圳的大多数女人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开始，总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辆由男人开来的车，去赴一次晚餐”在商业文化结构中，女特质受到严重污染并发生可怕的畸变，那貌似新潇洒的生活方式，实质是彻底

为了充分揭示这女的悲剧宿命，林白还在小说情节发展之外，一段对女诗人余君平生存状态的描述：才华横溢的余君平一直未能引起文坛应有的重视，占据应有的地位“只因年纪大不够好看”“在这个遍布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连路都没有，文坛更是一个好的文坛。”孩的降生使余君平变为“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而她的诗人份则隐退了，的确，在男文化构建的价值系中，一个女人的可贵之就在于她的年轻、丽、纯洁，这必备的好特征是几千年来男追慕女的唯一理由，也是现实生活中男对女的期望和价值评判标准。这以年轻貌为重的女价值尺度作为一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长存于历史长河之中，已成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女人共同遵从的常规文化、心理。在商品社会里，这以年龄和相来衡量女价值的陈规陋习愈演愈烈，一个不再年轻不再丽的女人，只能在作为“母亲”的角认同中寻找到价值的支撑，她的诗人份或者其他作为社会人的份，则被轻描淡写地抛置到世俗的价值取向背后。

二、质时代：都市女的尴尬境

对尚未失去职业女与家主妇份的林多米来说“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质下降”在工作和家的双重压力下，林多米对生活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兴趣。女的双重角——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她必须参与男权社会的角逐，与男人承担同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男权主义的女价值观，又要求女人必须成为贤妻良母，相夫教，持家政，在极其琐碎的家务劳动中担任主角，这双重角使女陷在夹中挣扎的两难境地。“家”曾是历史为女指定的社会位置。女原没有参与创造主历史的权力。她们的智慧与灵只能在“家”这个舞台上施展，这无疑是女的悲哀；而另一方面“家”又使女理应得到男人的关照和庇护，避免社会上的各竞争与厮杀，这在某程度上似乎又是女的幸运。特别是当历史走到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女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困惑时“家”哪怕再平淡再无聊再琐碎，它又何尝不是女赖以耕耘收获的最后一片园地呢！然而，置于商业化都市漩涡中的现代女，她们的家同样在风雨飘摇之中，任何一外力都能轻易地击碎婚姻之瓶。为了自尊为了为了女的自主意识而离婚的女，过去当她们走传统的家生活方式，还能用事业成就的理想来标示自己存在的意义，但在质时代的离婚女，却无力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失去公职，把这些女人抛维持人类最基本需求的艰难境中：生存、自己和孩的生存，而这生存的困窘艰辛需要女人独自去承当。而令女人颇觉尴尬的是，她们“可以选择的养活自己和孩的路，其实没有几条”“即使把嫁人也看作一条路，也找不到一个既情投意合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同时又没有结婚还要能容纳孩的男人”当林多米一次又一次寻找工作被拒绝，当南红患盆腔炎，孤独地躺在床上，任长发里的虱恣意纵横时，我们不禁要问：质时代究竟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女解放程是前了抑或是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