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一条赶快钻去。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税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般的劳动得到某回报而动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一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好的日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实际表现的时候，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演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不比前这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用，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的港湾，应忘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狼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但是，我又能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正如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度是他的最度，尽他之前之后要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跃不过的横杆。

有一是肯定的，前这红火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是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一年庄稼，也比这状况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作罢。

但是，我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作检讨和反省了。换一个角度看，尽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厚的待。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就是一无价值的表现。最涉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神即使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

劳动，这是作家无义反顾的唯一选择。

我切地到，尽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狼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