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

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

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就能把人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

痛苦。不仅是上的，主要是神上的。

造成中国作家的这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的。更多地是由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文化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是危言耸听？

产生了一宿命的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全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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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

这宿舍的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

于使命，也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

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这是一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写作用都从上卸掉了。

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迫地投于这个工作，心里正百担心某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怠懈，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咱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

没有想到，因为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本来，我对自己的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