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心思走资本主义路！地让我那个二小胡着，我来跑生意。新政策不是号召让生意吗？”他有嘲地说。“你什么生意哩？”“零七碎八…”他显然不想说他什么。我不愿再打问了。这是属于别人的私事，再问也许不合适。可是我隐约地觉得，这个“持走社会主义路”的人，他的“生意”有非社会主义的味。但我不是公安局的，无权追究这些，何况他地我的五叔。“你又到什么地方记录去呀？”了问我。

我默默地坐在床沿上，燃一支烟，静静地看着熟睡的五叔。我固执地在他的留有泪迹的脸上，寻找我在童年时所熟悉的一些特征。我长久地看着睡梦中的五叔，两滴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涌了我的睛，从的脸颊上落了下来，耳边似乎隐约地又传来了那久远年间的叮叮咣咣的土三弦声…

此刻，沸腾了一天的Ｆ市安静了下来。城市的灯火先后熄灭了一些，夜空中的星星却更繁密，更明亮了。晚风习习地从远方的山峡中过来，驱散了城市上空的气，使人到一说的快。等我回到房间后，看见五叔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

“那你跑来，地怎呀？”我问他。

五叔脱掉外衣，躺在凉席上，一一地长叹气，对我说：“唉，君娃，你五叔现在活得不像个人了…”

我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他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去省城呀。我上对他说，我已经包好了一间房，也有床位，让他今晚跟我去住。“我怕误了火车的钟。”他说。

他同意了，拿起了边那个落满尘土的黑人造革包，和我一同了候车室。我把他先领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堂里，要了些菜、馍、啤酒和汽。五叔喝不惯啤酒，说像些。我就又给他买民几两白酒。几杯酒下肚，他就有醉意了。瞪着一双微微发红的睛，对我说：“你是个记者，好好把咱农村的情况记录下来，给中央和胡耀总书反映上去！就说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

我告诉他我就到这个地方来的，再不走了。

吃罢饭，我搀扶着五叔，来到市招待所的房间里。

我又记起了上次在我们县车站附近堂里的情景，那时他在饭桌上就说这些话，现在还在说。我同时也想丐了多年前在学校院里的赛诗会，想起了他在公社会议室的发言和菜市场的表演，也想起了大队饲院里那次…我又看看此刻桌对面那又醉意朦胧的睛，到心情帝重而痛苦。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这样的人本应该早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应该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由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比如说Ｆ市吧，前几年正是由几个对抗中央政策的人在领导着一个几百人的地区。这些人当然要比五叔明多了。他们采取的是在上拥护新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顽固对抗的方法，他们在会议上一一个要决贯彻中央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心腹们下棋打扑克牌的时候，却用一嘲的气讥讽所有的改革。我国新时期社会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

我不知该说什么。他直瞪瞪地望着房的天板，叹着气说：“以前，我张志是个什么世事？常是站在人面前的人嘛！工作常是先，给张家堡挣了一墙的奖状和锦旗。公社和县上的领导谁不看重我张志？参观大寨，到地区和省里开先会，哪一回能少了我张志？想当年，常是坐‘主席台’的人嘛！可是而今呢？却像一个要饭吃的一样，落到了这等地步！…哎，你不知，以前我参观开会路过这些地方，都像上宾一样住在带澡堂的宾馆里，可如今躺在候车室的地板上，连条狗都不如…”他说完，一下翻趴在凉席上，竟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我慌忙劝解他，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呜咽着。

这哭声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不怕，招待所离火车站不远，几分钟就到了，误下了车。咱们住在一块，还可以拉拉家常话。”

义了！”他顷刻间变得恼怒了。

这个顽固的人，他仍然是他那老一！

我无法安他，也说不来什么同情话，于是就从房间里走来。让五叔一个人在房里静静地哭一会吧！我无法同情他，但我怜悯他。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的悲剧。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的人。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的人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我在招待所的院里长久地徘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