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名字是代表一心境，名字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跟着变幻的心情而转移？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皂、与太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因为一个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个人，父母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离不同。有人喜在四与天板上镶满了镜，时时刻刻从不同的角度端详他自己，百看不厌。多取名字，也是同样的自我膨胀。像这一类的自我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防用以自娱？虽然是一神上的浪费，我们中国人素来是倾向于的糜费的。

一个人，他自己份内的事，得到他份内的一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完他所要的事了，或者不动了，也就被忘怀了。社会的记忆力不很，那也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权利可抱怨。…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许我们以为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化名的时候，会说：“哦，公羊浣，他发表他的女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虫带虫东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的时候他暂时女化起来，改名蔺烟婵，又名女姽。”任何大人，要人家牢记这一切，尚且是希望过奢，何况是个文人？

话又说回来了。要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借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回忆。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一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什么填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煐，张煐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译两个字吧。”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

现在我开始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丽而沉的字，即使本不能借得它的一与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炜丽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公有一位“东屋大”一位“西房大”他替东屋题了个匾叫“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主人”安老爷看见了，大为不悦，认为有风雪月玩丧志的嫌疑。读到这一段，我们大都愤愤不平，觉得旧家的专制，真是无孔不，儿取个无伤大雅的别号，父亲也要涉，何况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过是欣赏自己的老婆，更何况这两个老婆都是父亲给他娶的！然而从另一观看来，我还是和安老爷表同情的。多取别号毕竟是近于无聊。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也并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名字稽或有低级趣味。中国先生名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白字；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字每觉异常吃力，仿佛卷起来打了个蝴蝶结，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即朗朗上。这是很慈悲的事。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