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分别了，即将天南海北，各奔前程，今生恐怕是再难得见面了。所以这几天组里的人都很和气，老会计特别照顾我，把我的一份饺打了回来，放在炉旁边着。

乌云冻结住了，天却更亮了。天地之间漾着黄昏的回光。地平线大大地开阔了。在遥远的天幕下，火车的青烟在纷纷扬扬的雪片中黑得耀夺目。它在天边逶迤着，像是一支神奇的画笔在地平线上加了一条平行线，会把人的情思引到虚渺的远方。我回到村，号前面已经没有人了，缨当然也早跑回家去了。整个村沉寂在邃的严冬当中。我们的土房里非常和，没有工的报社编辑把炉得通红，火苗蹿。还有一件兴的事：在伙房吃饭的单职工受到破格优待，年前每人就发了半斤真正的小麦面。炊事员剁了一些黄萝卜，调了葱和盐，给我们包了一顿饺！

也顽地保持着纹的图形。

但是，缨仍一如既往，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过要和我或是和其他人结婚的意愿。后来，尔舍又一次笑着叫我“布娃娃”她还像上次一样骂尔舍，叫她喊我“爸爸”我注意看了一下，她脸上并没有什么意味长的表情，仍是带着她那特有的、开朗的、佯怒的微笑。她是有意识地用微妙的方式来调情？还是遵循着一什么鄙的乡俗？抑或是她本就是自由的鸟儿？我搞不清楚。有时，她对我的情使我很困惑。在夜，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她和我的关系，常是我考虑的内容。当我意识到我已经成了正常人，已经开始“超越自己”我就不能再继续作为一个被怜悯者、被施恩者的角来生活。我可以住在这间简陋不堪的土屋里，我可以睡在这一堆草上，我可以耐着听老会计磨牙…我觉得这些我都可以忍受。因为我一旦“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从克思的书中得到了“顿悟”我生命中就仿佛育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顽地要去追求一个愿望。愿望还不太明确，因为任何人，包括克思，也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很周详。这个愿望还只是要去追求光辉的那愿望，要追求充实的生活以至去受更大的苦难的愿望。

可是，我在她的施恩下生活，我却不能忍受了，我开始觉得这是我的耻

和缨结婚，在农村成立个小家，这个念曾经是那样烈地诱惑过我，一度在我里，还仿佛是我的一个不可攀及的目标。可是现在，在我清醒地意识到的差距面前，我已经退缩了。当然，我还是天天到她家去，几乎把那里当自己的家。尔舍已经和我很熟了。

大家吃着饺，迎喜喜地谈论着回到家第一件事什么。“营业主任”最大的愿望是“地吃一顿羊揪面片”；老会计计算回到上海，大约要在正月十五了，那是吃元宵——上海人叫“汤团”——的时候；报社编辑的家在兰州，亲戚已经给他在一家街工厂联系好了工作，现在正兴采烈地给我们介绍兰州小吃的风味…“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既回不了家——其实也无家可归，去看一趟妈妈也不可能。从省城到北京，慢车的席票也要二十多块钱。可是我这里，那条绒的棉绒毯的钱，还没有还给缨哩；现在，她手上又在给我鞋。虽然我知我即使有钱还她，她也不会要，但正因为如此，我就面临着一抉择：我们这样的关系，往什么方向发展呢？

我也不再说那些只有成人才能听得懂的童话故事，读《资本论》读累了，也逗着她玩一会儿。她白天在寒风黄沙、冰天雪地里玩耍，营养比一般孩好，所以看起来像个男孩，而又没有男孩那莽撞的调劲儿，还保持着女孩文文静静的天。她喜我拉下“罗宋帽”光一对睛来吓唬她。这样，她就咯咯地笑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