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个月份，我们劳改大队在稻田里薅草。王队长随公安警去城里集参观了本省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回场后，没有家，就扣着他那象张烙饼似的单布帽，撒开大步，急急忙忙跑到田里来。他站在田埂上用睛搜寻着，看见了我，于是几步跨过两条沟渠，兴奋地朝我喊：

这时，人们的理解是：文字的意义是和文字的大小成正比的，已经开始把任何一句“主席语录”在任何文章里都用大一号的黑字印刷了。这样，他就认为我一九五七年写的那首诗一定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不然，为什么要用“桃大”的字来写？尽那是一份“罪证”是供批判用的

尽我这个劳改犯并不是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不停地手舞足蹈，不停地扭动，不停地抓耳搔腮，不停地摇晃脑，但劳改队长并不怪罪，仍是沉思地着那支大面硕长的卷烟。我不走开，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为他还会给我透什么外面的信息。和我曾经认识的谢队长相似，这个瘦的劳改其实是个心地善良、说笑的好人。从小和原上的黄土打的人，心地很自然地和黄土一样单纯；传统的手工农业劳动，使他们的脑总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当猛地提“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他们本难以理解。譬如，当我们这些劳改犯人在田里一边活，一边唱那“劳改队队歌”或是说些猥亵得骨的笑话时，在这大唱“语录歌”的年代，他蹲在田埂上只是听着，并不呵斥我们，而且摘下帽，拍着推得光光的脑袋，裂开嘴笑着叹息：“哎呀，你们这些婊儿！唉，你们这些婊儿！…”发他由衷的赞赏。他听到越南军民又打下了若架国飞机，也是用“这些婊儿”来赞扬越南军民的。我们还注意到，他抚他的孙——有一次，他竟把他三岁的孙抱到劳改犯人活的田里来，也用的是“婊儿”！所以，每当劳改犯人听到他用“婊儿”来称呼自己，都会到一家式的温。

“哎呀！章永璘，你这婊儿！你在五七年的那个啥诗，用桃大的字写着，挂在展览馆里哩！”他边说边用手比划：一个桃是多大。他褐的糙的拇指和指箍成一个圆圈。那个圆圈刚劲有力，没有一计的雅悠远的意境，却又形象地把诗变成了一实在的质力量。“哎呀，你这婊儿！哎呀，你这婊儿！字好大好大咧！你他妈真能写…”

但是，王队长不发话，我便不能走。这是劳改队里的规矩。我是熟知全规矩的，因为我已经劳改了两次了。正因为我劳改了两次，是“二”正因为我熟知全规矩，所以我才能荣幸地一被押劳改队即当上四个组，六十四个犯人的大组长。今非昔比，这次劳改比上次劳改可风光多了。劳改队里奉守的是完全不同于外世界的那一观念和价值标准。这说来奇怪但又不奇怪。在外面，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是被歧视的，不能重用的，德败坏的人倒常常当作“人民内矛盾”看待，认为是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是“小节”被列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在劳改队，政治犯却几乎都能得到劳改的信任，虽然这信任只表现在极为窄狭的方面，但毕竟与他们对刑事犯的态度不同。并且，劳改队里都能够到“人尽其才”谁能什么，就把谁安排在能发挥他专长的地方。劳改队本就是个独立王国。农、工、商百业俱全，包容了所有不同的劳动类。有一个在外面成天打扫厕所的医生，了劳改队倒当上了内科主治大夫。啊，在这个混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

一大瓢地把“米面调和”打到劳改犯人的饭盒里。这“米面调和”里还洒有炊事员的汗珠，因而那机械式的音响——“呱叽呱叽”和机械式的动作，都实实在在地洋溢着人情味。

我想赶快回到那行列中去，赶快回到号里去，赶快去享受那“一大瓢”那号里的一片“唏溜唏溜”的吃饭声，是多么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