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可是你要改革制度首先要调整人和人的关系。”他倒着茶说“要我和老太婆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别说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连盖个公共厕所的决议也通不过。”

“这还不明白？杜林主义，就是唯意志论、唯暴力论；布哈林主义：你听布哈林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无产阶级要机械地消灭自己的敌人布尔乔亚是容易的。但是，布尔乔亚将凭藉几倍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力量反回来将无产阶级吃掉。因此，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经过文化革命。老罗，原来发明文化革命的不是咱们伟大的领袖，布哈林早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登记了专利权。至于秃林主义，那最简单不过了，就是搞个人崇拜。”

“还有理论，现在搞得极其混！”我坐在简陋的砖房里、拿着发黑的竹筷，吃着馅饺，却象坐在会议桌上主持一个会议。“我们现在的任务，倒是真正地回到真正的克思主义那里去。比如，那个老太婆向你背《主席语录》的时候，你满可以用列宁的话反击她。列宁说，试图完全禁止、堵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愚蠢，那就是自杀。列宁连私人资本主义的商业都不禁止，何况让农工业余莱了。”

包袱，早已是厅级了。

罗宗祺一面嚼着饺，一面用心地听着。他又象请罪时那样歪着脑袋，说“那么，照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为了写论文而结婚？”我笑了笑。他的女儿也在旁边偷偷地笑。

“我看透了，”他骗拢，从房上爬下来，一边爬一边说“现在最好是给自己盖个小厨房啊，打件家啊…哎，老章，我自己用汽车胎绷的沙发还是好的，跟弹簧一样。你屋里来试试。”

“对了！”罗宗祺把筷朝桌上一拍。“你最好有个家，自己有一间房，你写东西有谁知？现在正是比较松的时候，他们会批准的…”

“还有理论，”我突然发作了一幽默“我觉得我们现在实行的本就不是克思主义，而是杜林主义…布哈林主义，还有秃林主义！”我笑着说“国民党实行所谓的‘三民主义’，我们在实行‘三林主义’！”

“这话怎讲？”他张着嘴问我。

“你呀，”他笑“怪不得你老挨整，把你打成反革命一也不冤！”

“唉，那都是列宁在过去说的话了…”罗宗祺咕哝着。

这时，朱蜀君端着气腾腾的饺来了“一个反革命，一个老右倾，该上桌吃饭了！”她眯着睛笑着说“老章，你有一年多没上咱们家来了，一定要多吃。”

她着的脯，卷起衣袖，胖胖的胳膊。她的女儿替她掀着门帘。简陋的砖房里顿时有了一宴会的气氛。我忽然兴奋起来。很久没有和人行这聪明的谈话了，虽然我天天和羊这样说。

虽然他五十多岁了，但手脚还很灵便。“我没有发胖吧？”他站在地上洋洋得意。“人还是应该蹲蹲监狱，一来对有好；二来蹲了监狱你才知，同志常常不是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的人，而是在一起坐过牢的人。”

“我怎么写？”我苦笑了一下。“我还记得那个周瑞成吗？我现在跟他住一间房。原来那家伙过去是打小报告的。而只要我有一行字落到他们手上，我就不能到你这儿来吃饺了。不好，他们还要请我吃三六分钱一颗的生米。”

我们掀开帘屋，在他亲手的沙发上坐下。我说：“老罗，我觉得，我们的悲剧不光是因为人和人的相互牵制，实际上是我们的制度有了病。”

“老章，”朱蜀君一直站在我们旁边督促我们吃，这时嘴说“你也应该结婚了吧。有个家，就方便多了…”

“哼哼…”罗宗祺用鼻孔笑“你背得真熟！喂，老章，你想过没有？”他严肃地说“你应该把你学的这些心得写下来，写成论文的形式，现在没有用，将来一定有用的…”

“是呀。”我微笑着说“我们现在不正是在领袖的过去的话里打转吗？你用这位领袖过去的这句话来对付我，我用那位领袖过去的那句话来对付你。这就是克思说的：死人抓住活人；我们现在理论发展的表现就是理论的不发展。我们如果要在这窒息的情况下谋求发展，就是善于挑选有利于发展的语录。我们的聪明才智不能用于创造，只能用于选择。这就是我们理论的悲剧；它的最后一幕就是把我们全领死胡同。”

“现在吗？现在什么都谈不到了！只能先照列宁的话：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我想着和我在一个连队的农工们——“哑”、老婆、黑、何丽芳…“要叫他们能过上人的生活。然后我们才能改革我们的制度，而改革制度的最主要的基，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八页上…”

“就是不为什么，你也得结婚呀！”朱蜀君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