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调到保定，为了解决提问题，当了政治教。因基础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一年后，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课不用拿讲稿了，文学梦便死灰复。我写了许多，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投。终于，1981年秋天，我的小说《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

作文就被选了中教材啦，什么作家下乡自带级啦，什么作家读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什么有一个大麻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边上行走，就奋不顾地下去，结果把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我问他："叔，只要能写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了？"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的。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实在是太诱人。

后来当了兵，吃饱了穿了，作家梦就愈愈猖。1978年，我在黄县站岗时，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的爹，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地主被斗争而。这篇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稿却被退了回。后来又写了一个话剧《离婚》，写与"四人帮"斗争的。又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稿又被退了回。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那潇洒的字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摆。信的大意是：刊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版社或是剧。信的落款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小伙，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我至今也不知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

1973年，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冰天雪地，三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的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河》，那情那景真让我到心澎。夜里，躺在地窖里，就想写小。挖完河回家，脸上蜕去一层，自觉有脱胎换骨的意。跟母亲要了五钱，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墨，一个笔记本，趴在炕上，就开始。书名就叫《胶莱河畔。第一行字是黑，引用泽东的话：利是农业的命。第一章的回目也跟着有了：元宵节支开大会，老地主谋断。故事是这样的：元宵节那天早晨，民兵连长赵红卫吃了两个地瓜，喝了两碗红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队开会，研究挖胶莱河的问。他站在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着：主席呀主席，您是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念完了一想，其实红太并不烈，正午时刻的白太那才叫厉害。正胡思想着，开会的人到。老支书宣布开会，首先学主席语录，然后传达公社革委会关于挖河的决。妇女队长铁姑娘红英请战，老支书不答应，红英要去找公社革委会主。红英与赵红卫是恋对象，两家老人想让他们结婚，他们说：为了挖好胶莱河，再把婚期推三。这一边在开会，那一边暗的角落里，一个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产队里那匹枣红的后砍断，破坏挖胶莱河，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小说写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记不清。如果说我的小说女作，这篇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