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粱》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所住的村庄的邻。先是游击队在胶莱河桥上打了一场伏击战，消灭了日本鬼一个小队，烧毁了一辆军车，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胜。过了几天，日本鬼大队人回来报复，游击队早就逃得没有踪影，鬼就把那个村庄的老百姓杀了一百多，村里的房屋全烧。

为什么这样一写历史写战争的小说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我认为这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粱》张扬了个解放的神——敢说、敢想、敢。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创作的社会意义，也没有想到老百姓会需要这样一东。如果现在写一篇《红粱》，哪怕你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有什么反。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没有读过？所以，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

《红粱》塑造了"我"这个丰满鲜活的女形象，并造就了电影《红粱》中的扮演者巩。但我在现实中并不了解女，我描写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在30年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女可能很少，"我"也是个幻想中的人。我小说中的女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女是有区别的，虽然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浪漫神是独特。

有人认为我创作《红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尔克斯的影响，这是想当然的猜。因为尔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独》的汉译本1985年天我才看到，而《红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我在写到《红粱家族》的第三《狗》时读到了这了不起的。不过，我到很遗憾——为什么早没有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呢？假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尔克斯的作品，估计《红粱家族》很可能是另外的样。我认为，像我这年纪的作家毫无疑问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因为在80年代以前中国是封闭的，西方文学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作家现，现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们是不知。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学被翻译来，我们有一个两三年的疯狂阅读时期，这影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从而不知不觉地就把某个作家的创作方式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来。

我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必须有独创，好的小说当然也要有独创。《红粱》这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那么一独创。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粱》一开就是"我"、"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就站到了"我"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达来，叙述起来非常方。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

人更少，粱更多，许多粱秆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于是我决定把粱地作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情的故事放到这里上。后来很多评论家认为，在我的小说里，红粱已经不仅仅是一植，而是有了某象征意义，象征了民族。确定了这个框架后，我只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在新时期文坛产生过影响的作品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