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红灯拎着孙红的铺盖卷儿，引导着团委书记和他的妹妹，朝着女宿舍这边来了。

“成功，你自己去占铺吧，我能安顿自己。”方碧玉对我说着，一只手提着铺盖卷，一只手把住梯的横梁，矫健地攀到上铺上去。铺上立即嘎嘎吱吱地响起来。

“你看我什么？你是不是也要扯布褂？”

“宋金鱼呀，”方碧玉上前拉着她手说“你也来了？”

宋金鱼问：“方碧玉，你住上铺还是住下铺？”

这句并不好笑的话竟让十几个姑娘咯咯地笑起来。

“我正犯犹豫呢，睡上铺吧，太，爬上爬下的，成猴啦。我睡觉不老实，万一从上边骨碌下来，还不把腰跌断？睡下铺呢，不吉利，万一上铺有个床的，不正好到我脸上了吗？”

她很小，多18岁，脸上的五官团聚在一起，似乎还没有长开呢。

这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女宿舍。房间宽六米，靠着墙用木桩、粱秸、苇席捆扎搭架起两排大通铺，上下三层。最后一层在房梁之上，离地足有三米，有固定的简易木梯可以爬上爬下。两排通铺之间的地面崎岖不平。我看到铺下生长着几堆小蘑菇，还有一条破，这一定是去年的女临时工留下的东西了。

屋里已经有了几十个姑娘，或忙碌或静坐。她们妍媸不一，但穿着几乎青一的蓝布衣服，个别的穿着衬衫。我第一次嗅到了由女人的群发的气味。这气味并不妙，但富有诱惑力。我分辨不是谁发了什么气味，就像猫分辨不一盆鱼里究竟是哪条鱼发了哪腥味一样。对了，女宿舍里有一臭咸鱼的气味。

我了隔的男宿舍，发现里边的格局跟女宿舍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更脏一些。

那是一排大的青砖瓦房，有十几间，分两个门，门上很可能是那位红灯用狗爬似的红漆大字写着：“男宿舍”、“女宿舍”字样。我先陪着方碧玉了女宿舍。

我想我必须与方碧玉睡在相同的度上，所以我爬到上铺。这里举手就可摸瓦房的檩条、秫秸笆。麻雀隔着一层瓦在我上唧唧叫，我能听到它们细小的脚趾行走在瓦片上时发的声音。当时我没有在麻雀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这个崭新的闹世界里值得我谛听观察的东西太多太多，更何况，我知方碧玉与我仅有一墙之隔，十厘米厚的墙，上边涂抹着秽的图形和语言，无疑是去年的或前几年的临时工们留下的杰作。隔的上铺也在嘎嘎吱吱地鸣叫着，我知，那是方碧玉在展开她的被褥。虽然隔着一堵冰冷的墙，但我到她的呼正在抚摸着我的面颊。

“来当几天工人过过瘾呀，”她说“俺爹说每个月能挣三十多元钱，生产队一半，还剩十几块钱呢。挣到钱，什么不买也得先买五尺布，件小褂穿穿。”

“方碧玉，你也来了？”她很兴地问。

“那你就睡中铺吧！”

我很迷地盯着她的娃娃脸，她瞪我一，说：

“好，听你的，我睡中铺，你呢？”

方碧玉问：“你呢？”

一位黑瘦脸庞的姑娘站起来跟方碧玉打招呼。我恍惚在邻村见过她，大概也是个书记的女儿或儿媳之类的人。

方碧玉想了想，说：

团委书记握手，打哈哈。团委书记说：“这是我妹妹。”又对他妹妹说：“这是金书记，这是于厂长。”还介绍了几个人。我到很愤怒。书记说：“红灯，找几把椅来！”红灯立即去找椅，把我们晾在门。厂长挤着一脸，笑得眯着儿跟扁脸姑娘说话。“叫什么呀？”她羞涩地玩着辫梢儿，酸溜溜滴滴麻酥酥地回答：“孙红。”“啊，好名好名，好听，有意义，骑要骑千里，要大红嘛！在家什么来着？”厂长问。孙红轻飘飘文绉绉地回：“在家治虫。”“治什么虫呀？”“哟，多着呢，主要是棉铃虫。”呸！不就是背着雾药么，还“治虫”哩。我看了一方碧玉。她脸上看不什么表情。这时红灯拎着两把椅来，一看我们还在门站着，便说：“你们自己去吧，呶，就那排房。”

几十个男人，多数是青年，正围着一个略有吃、文质彬彬的小伙。后来我知他名叫李志，会写文章，会唱吕剧，尤其会唱《李二嫂改嫁》中“李二嫂泪关上房门，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那一段。当时他正在那儿。周恩来总理如何把支援朝鲜棉的任务给密县，密县如何完成任务，受到了表扬。得神乎其神，听得有滋有味。

“我睡上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