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初，周宗建上书批驳魏忠贤专权用事，魏阉则指使给事中郭巩弹劾周宗建。其他科官员如崔呈秀、倪文焕、石三畏等，御史王绍徽、崔维华等人，为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尽了犬之劳。在明代后期朋党之争的漩涡，监察机构逐渐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此时的监察机构已经完全背离设置该机构的宗旨，成为了吏治一步败坏的化剂。

龙轩觉很可笑，自己思虑到如今，最终要解决监察系的办法，居然是限制自家的权力。

由此开始，科诸官沦为内阁权力斗争的鹰犬，对不同政见、不同立场的政敌，在内阁首辅或者本帮宿主的授意下“群起而逐之”更有甚者，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权柄在握，大肆利用御史或者言官打击异己。

明洪武十三年正式确定了官员的俸禄标准，其中一品官员是87石/月、二品61石/月、三品35石/月、四品21石/月、五品16石/月、六品10石/月、七品7。5石/月、八品6。5石/月、九品5。5石/月。对比所有的封建王朝，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而且明朝廷在发放俸禄的时候只是发放分禄米，其他分通过折钞的方式发放，往往是朝廷变相地克扣官员的俸禄。

所以明朝廉洁的官员都过着相当艰辛的生活。如明英宗时期，御史刘准为七品官，每月实际发放的禄米只有一石五斗，养不活一家人，病死之后，还留下向同僚借的30石米的债务无法还。

异化的一表现是，监察权力沦为政治暴力的工。

而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掌握监察机构，引导舆论，在官员的定期考中清除对立党派的官员。如嘉靖时，严嵩即在监察机构内安自己亲信鄢懋卿、胡宗宪担任御史、巡以打击政敌、铲除异己。徐阶力图去除严嵩，自己阁，于是“授意御史邹应龙、林弹劾严氏父”

明朝的监察权力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当皇帝勤政有为时，监察系能够有效运作，确保吏治清明。而当皇帝现惰政、政之时，监察机构就会产生异化。

异化的另一表现是，监察官员整的堕落。

明宪宗、孝宗时的张昺，官至正四品的四川察司副使，因病辞官后生活无着，时而断炊，死后没有钱买棺材，还要靠旁人帮村才得以埋葬。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右都御史的任上离世，死后清其财产“俸金九

名迹多不见于天下矣”面对朝廷官吏的整堕落，这一百一十个监察御史如何监督得过来！

“所以说无约束的皇权是万恶之源，无论多么缜密的监督网络，如果漏掉了皇帝这条最大的鱼，监督系最终都会变成一摆设。而当监督系完全失效之后，就是新一的王朝更替。”

明朝的皇帝这样，朝廷的官员看在里、记在心里，同殿为臣的官员们也开始利用监察机构的权力互相攻击。在明朝，官员据门生关系、同僚关系、同乡之谊等形成诸多的朋党，如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等。各个党派为了自的势力，相互倾轧。

建立严密监督系统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朝廷官员的清廉，严厉惩治贪·腐官员只是一手段。朱元璋对贪官“剥揎草”，用意也只是震慑而已，希望官员都洁自好。但是，后来的皇帝更看重的是这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利用厂卫及其他监察机构来控制朝廷官员，通过莫须有的罪名和秘密的杀戮来建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局面，以达到皇权的稳固，将一个正大光明的zhèng fǔ机构，变成了谋为本的特务机关。典型的背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