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朝廷派阮忠枢送来上谕之后，袁世凯的幕僚便依照他的意思拟写了一封谢恩折，借用彰德知府的大印盖上，随即发往北京。文中写：

如此两难境地，袁世凯该怎么？拒绝朝廷伸的橄榄枝，继续躲在洹上村养老？不！他不想，也不敢。

闻命之下，惭赧实。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应宝箓，复蒙渥沛殊恩，荣兼备。徒以养病乡里，未能报效驱驰，奉读诏书，弥增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痊愈。然气虽见衰颓，神尚未昏瞀。近自秋骤寒，又发痰作烧旧症，益以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痊愈，而究系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现既军事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藉答厚鸿慈于万一。

袁世凯是麻杆打狼…两怕，巧了，朝廷也是前怕狼后怕虎：既怕袁世凯不来，导致武汉叛军坐大，北上争夺天下；又怕袁世凯来，效法曹、司懿，谋权篡位。在这情况下，双方就有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在袁世凯心里，还是想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是在乡野之间拥金带银∷红倚翠个富家翁。如今武汉闹事，便是他起复的最好机会。如果他拒绝，没准正中清廷的下怀。朝廷既可以用这个借，责朝野要求起复袁世凯的呼声，也能缓解各国为此施加的压力。

但宣读的人怎么可能错呢？除了“暂署四川总督，著迅速赴任”的任命书外，还有一封“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的授权书，上面可

但袁世凯也不敢太过分，万一惹了载沣，那个愣青真敢把他彻底雪藏。说句不好听的，全国十六镇‘八混成协的陆军中，难找不一个平叛的将帅之才？难没有你袁屠夫，大清四万万人就都得吃连猪？所以袁世凯在折里既不敢拒绝，也不敢请假，反而一再表明：我的病不严重，我也很想去工作。至于为什么没有立即去上班呢？原因你懂的。

在奏折中，袁世凯不忘旧仇，把载沣等人讽刺挖苦了一番。你当年想赶我回家的时候，不是说我患有足疾么？如今国家有事的时候，怎么不提我的足疾了？我袁某可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你们随意驱使的人！想用我？我现在足疾尚未痊愈呢，你们慢慢等着吧。

在袁世凯看来，第三军是满清保护老巢的，第二军是居中观望的，而第一军则是抵在自己腰上的刀。自己带领不足万人的乌合之众去攻打武汉，败了，朝中政敌正好有机会除掉自己，第一军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胜了，在大军威下，自己也难以有多大作为，多不过是替朝廷火中取栗罢了，将来自己的结局依然难测。

组成第二军，由冯国璋统领听候调遣；以第一镇、禁卫军组成第三军，由载涛统领拱卫京畿。

相对袁世凯接到上谕时的从容不迫，孙元起的表现就逊多了。因为上谕下发前一风声也没有，孙元起听到之后，是目瞪呆、惊疑不定，惶惑之中甚至有些怀疑是不是宣读上谕的人错了。

在两下商议的时候，袁世凯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活动，争取权力，比如向清廷建议郑重对待叛军，稳扎稳打，不可冒，借以获取载沣的好；再比如奏请朝廷拨给军费四百万两，以便他招募军队，扩大手中的兵力；再比如奏请起用已经开缺或革职的心腹，如王士珍、张锡銮、倪嗣冲、袁乃宽等人，丰满自己的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