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情。

而康有为的任务是尽快的将宣传机器调整到接下来地正确地宣传路线上去，包括军队动员和报纸上我默许下一度放开的对君主立宪体制的讨论等等内容，全部要收缩回去，眼下很显然是有人想利用我的这种放权趋势来做文章，情势让我不能不稍稍收缩一下最初我颇为乐观的脚步。

但立宪的脚步还是要进行下去，只是我必须加强我的控制力度，一切要在我的安排下完成这几年的过渡期，这个步骤就安排给梁启超一直在进行并且已经有相当基础的国体变更地研究了。

之前我还是太过乐观了，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而接下来的连夜的审判也证实了我的这个判断，谊亲王溥英在这次政变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他的计划里，他将利用这次阅兵，与别有用心的内阁诸人发动一场以是否对印度用兵的对我的公开辩论，以争取军队的支持。而之前端方等人试图说服王士珍等老帅的支持，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支持溥英的内阁三个正负总理还另有计划，他们是在得到了溥英假传圣旨声称他就是太子地情况下，希望利用这次公开质疑我的举动，让我再度大幅度的让权出来，最好就能利用这次机会实现制度上的转变，获得一个溥英和他们都能够接受的模式。也就是德国的君主制模式。

我已经不能放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了，这已经偏离我的容忍度太远了，溥英的计划如果实现的话，那么我几乎就要提前退出这个舞台了，可以想象在一次政变后，我身患重病由太子监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随之而来地必然是溥英和内阁总理集团的分歧产生，在军队忙着进攻印度甚至有可能陷入印度的泥潭的时候，北京发生严重的君相对立，各地就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变数。还没有完全消化掉的新势力范围就有可能会面临失去的危险。

而溥英和内阁的斗争之外，还有一个军队地倾向性问题，军队有可能会演变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并掌握绝对操控性的政治势力，甚至有可能会有高级军事长官打着清君侧地名义到北京“勤王”那么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军阀混战的中国，又将在我的这个时代重演。这是足以颠覆我过去一切努力的变化，也是我乃至今夜参与此次肃清行动地官员们所不能容忍地。

当然这绝不会影响我渐次放权，并平衡的将国家整体过渡到君主立宪制的决心，这是个历史趋势。我不会因为这次出现的变数而改变我的既定想法，只不过要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强力的以我现在还捏在手上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去推行他而已。梁启超明天的立宪准备会，我也打算放开听取官员的资格面。并放开让一部分军官参与，而今夜肃清这批人地消息也不会出现在明天的报纸上去，国家还远远没到歌舞升平的年代，在国际格局还没有定下来的时期。在还需要并行预备立宪的进程的时期。国家的稳定比一切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