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必须理好，不然西征的开始就是内斗的开始，西征的结束，或许也就是新政的结束了。

从海贸开始，李诵就授意柳宗元侧重于扶持小世家以及于世家保持距离的中等规模的商贾，七八年下来，许多中等规模的商贾跻豪富，家远远超过了原来那些依附世家的大商贾，搞得长安、洛这样的政治中心还有扬州、杭州、广州、江陵这样的商业都市房价暴涨，而许多日过得的小世家在撕掉轻商的面纱后，实力陡然暴涨。假以时日，这些新兴的世家必然会拥有和那些抱残守缺的老世家一较短长的势力，成为一些老旧世家的中钉，中刺。而靠着新政取得军功和政绩的新世家，比如崇文这样的，市井，没有那么多束缚，从新政中获益极多，这些人必然也是新政的支持者。

就李诵本人而言，自然是希望自己的继任者偏向于支持新政。李诵知，只有新政继续，这个帝国才不至于日渐衰落，在九世纪退历史的舞台，自己开创的中兴事业也才能继续下去。而自己的继任者，会是新政的支持者吗？

和农民一样得利的还有市民，随着长安拆除各坊之间的围墙，各地纷纷效仿，市民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市民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和农民不同，这个阶层生长在城市，前是各份的人都汇聚在这个阶层里，比如寒门士，落魄贵族，新兴商贾，务工农民。这个阶层不缺钱，不缺见识，不缺钱，其中有不少人家经营几代往上一步就是新士族。农民和市民也是新政的当然支持者。

不过新党的实力虽然壮大迅速，但是毕竟基浅薄，而且主要得力于皇帝掌握的国家机的力支持，一旦失去了这支持，好日就会到，他们的产业可以轻松地转既得利益者名下。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旧党现在虽然从新政中获利不如新党，但是瘦死的骆驼比大，几百年的世家大族，无数从曾经的新政获利者转变为既得利益者的新兴家族，就如炭火一样，虽然火看起来不大，只要一拨，就能燃起滔天的火焰。

在朝廷，新政的支持者力量也很大。韦执宜、柳宗元、王伾、程异、吕温、韩泰、陈谏、韩晔、凌准、陆质等当年的东集团成员逐渐成长为朝野和地方的重要力量，而袁滋、郑絪等保守力量先后被贬斥、外放朝，启用的旧臣如陆贽，新擢的一重臣比如李吉甫、李绛、裴垍、裴度、韩愈、崔群等人虽然有人世家，但是大都是开明之人，目光长远，而且也是新政的获利者，就算心理上仍然站在保守派一边，可是心理能抵，手能推开吗？

西之战，背后就有几家大商会的影，毕竟打通了河西走廊，大唐的商路才可能贯通。有的陆路的大商人甚至扬言说，如果朝廷的大军能够收复安西和北，他愿意捐一半家作为军费。虽然有暴发的心态，但是这也说明了大唐商人的自信和富有。

于平衡的需要，小世家和新世家历来是朝堂上不可少的边，有许多时候小世家里往往能大人，这就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但是小世家还有新世家的基毕竟不如老的世家那么厚，而且大都会在短时间内选择通过联姻等形式和老世家结成利益同盟，借助大世家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成为大世家的外围附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朝廷百年来不断通过培植新的世家、扶持小世家来平衡大世家，可是努力总是如同包打狗。世家依然占据着大量资源。到了李诵的时代，重商的杠杆搅动了世家之间原来的势力分。

新政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使得大量已经沦为民的农民重新拥有了土地或者较为稳定的工作，尽这些土地大多是于边地，还有江南荆楚一带的未开发的不之地，但是农民们还是恩德，卖力劳作，即使是在边地成为屯民的民也是如此。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要求是最低的呢，有饭吃就不会造反，了分内之事的官员都会被抬举为青天。可叹的是那些号称诗礼传家的世家大族，居然连这一饭都不肯给他们吃，最后得个玉石俱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