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稳妥些。”

“大约有6个月了。”我回答。

“他只是在无限期休假，不过仍然办一些涉及日本人的案。我觉得他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告诉你怎么办。我替你给他打电话。你只要把车开去接他一下。”霍夫曼把康纳的地址告诉了我。

“不能行调查？为什么？是什么事情？”

“还有件事。这个案要使用地面通讯，明白吧，彼得？”

当然，现在局里能说日语的警官已有80余人——而且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正在学习。康纳几年前就退了休。但凡跟康纳一起共过事的联络官都认为他是最的。据说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几个钟就能办完一桩案。他办事练，在盘查询问方面是个能手，能从证人那里了解到别人了解不到的情况。但是联络官们主要还是赞扬他办案时不偏不倚，秉公办事。有人曾跟我说过：“跟日本人打就像走钢丝，早晚总要从钢丝的这一侧或那一侧掉下来。有的人会认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会差错的。也有的则会认为他们都是邪坏。而康纳却总能保持平衡，冷静地格守中庸。他很清楚自己在什么。”

“明白，”我随答“谁要求的？”

我把收音机调到另一个台，它正在播谈话节目。我已经可以看见闹市区的天大厦在朦朦夜中的闪烁灯光了。我在圣佩德罗拐下速公路，朝康纳的住开去。

所谓地面通讯是指不使用无线电，这样，那些监听警方无线电通话频率的新闻界就不可能听到我们的通话。每次伊丽莎白·泰勒上医院，我们都使用地面通讯。有时，某个知名人士十多岁的儿在车祸中死于非命，我们也使用地面通讯，为的是在电视台的记者上门采访之前先把消息通知死者的父母。地面通讯常用来理这类事情。不过，还从未听说过任何杀人案也采用这理方法的。

“我要是你，就找个有经验的帮手。找找康纳，让他和你一起去。”

“这是为什么？”我问。

“好了。谢谢啦！”

约翰·康纳住在离第七大街不远的工业区，在柴油机货车仓库旁的一座砖砌大库房里。库里的运货电梯已经坏了，我从楼梯爬上三楼，敲了敲他的门。

我说我就来。我给隔的阿森西奥太太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在我去的时候帮我照看一下女儿；能多几块钱她是不会反对的。我趁她还没过来之前换了件衬衣，穿上了一面的西装。这时候，弗雷德·霍夫曼打来了电话。霍夫曼是闹市区分局的值班警官，个不，非常壮，发有些灰白。“听着，彼得，我想你在这件事上会需要个帮手。”

“背景里是不是音乐声？”我问。

“是的，”格雷厄姆答“这儿正在举行一个大型招待会。中本大厦今天晚上搞了一个排场很大的落成典礼。你来一下，行吗？”

在驱车前往闹市区途中，我没有使用车上的电话，而是在听无线电广播。有一则消息报导说一名3岁男孩被弹击中，造成腰椎以下痪。这孩是一场抢劫案的旁观者，被一颗弹打中脊椎…

死的日本人要求见特勤务的联络官，也就是要见你，伙计。他们说联络官不来，警察就不能行调查。”

“约翰·康纳。听说过他没有？”

“听说过。”我回答说。康纳在分局里大名鼎鼎，是个传奇式人，是特勤最见多识广的警官。“他不是退休了吗？”

“杀人案，”格雷厄姆说“一个白女人，大概有25岁，6英尺1左右，仰面朝天躺着，就在他们的会议室里。真够瞧的。你最好能尽快过来一趟。”

“就照你说的办，弗雷德。”

“这次像是桩凶杀案，涉及到几个日本人。可能很棘手。你当联络官有多久了？”

“门是开着的。”里面一个声音应。

“谁？”

我知约翰·康纳在日本曾呆过一段时间，学习了日本语和日本文化。60年代，他一度是局里唯一能说一利日语的警官，而当时，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矶地区的日本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