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服劳役，为四岁刑，此则概括指其会受徒刑。终崇祯之世，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缒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锁，为南都除此大怒。”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安徽贵池人，虽是一名秀才，而“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吴应箕起义兵抗清，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一年方中进士，其时丁忧居乡，往来南都，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一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中记述，列名“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无锡顾端文公为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总计一百四十余人；而必推顾杲为首者，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一词：“滚滚飞花下夕阳，从前春事一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即表示东林门墙中，不容有此败类，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镳支持此举，尤有可称。周镳字仲驭，崇祯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镳深耻有此一长亲，通籍后结林东林，颇励名节，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以阉党子弟排阉党，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无怪其然。数年后，周镳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一千五百言，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一、逆案乃皇帝所亲定，凡身在案中者，纵能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岂不可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