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受命于穆清，泽四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秋》，谬矣。”)

(壶遂曰：“昔孔何为作《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衰微，孔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知言之不用，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曰：‘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切着明也。’夫《秋》，上明三王之，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之大者也。拨代，反之正，莫近于《秋》。《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班固曰：“人函天地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正情、节万事也。人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之废，则夫妇之苦，而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而争斗之狱烦；丧祭之礼废，则骨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庄敬而不烦，则于《礼》也。

壶遂曰：“孔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上遇明天，下得守职，夫所论，以何明？”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之言，纷然散矣。

儒家者，盖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其最也。然惑者既失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本，苟以哗众取，此僻儒之患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而作仪。人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其心；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弁布裳，朱弦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佚，救其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室、饮、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夏门人之弟也，犹云：‘见纷华盛丽而悦，闻夫之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岂不哀哉！”

属辞比事而不，则于《秋》也。

(司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十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常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