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9）

《梦蕉亭杂记》又记：

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yu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luan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shen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来，荣禄制造此一借口，竟是连慈禧太后也瞒过了。所以如说有此赐袁密诏，应该是出于荣禄的伪造。

黄彰健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意谓政变是预定的计划。其主要的论据，基于荣禄在八月初五并未进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时尚未得悉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否则，八月初六不会仅捉拿康有为一个人。他认为袁世凯告密的详情，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八方始获悉，于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张荫桓。我以为这是不曾shen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说法。

从光绪亲政开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内禅后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绪如接位后的嘉庆。一方面光绪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违背她的意思；一方面能容她在颐和园中优游自在，好好享几年福。是故，只要光绪能如嘉庆，她是绝不愿放弃排云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来召见军机的。

至于对光绪，她一手抚养chang大，对于光绪荏弱忠厚的本xing，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绪绝不会zuo出什么悖逆的行为，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她料准了光绪不敢。至于后来常指责光绪不孝，是她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说法。

但是，慈禧对光绪，有一防范极严的顾虑，就是怕有人“教坏”了他。第一个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发下来时jiao代名次：“第一不动，其余皆可动。”此为光绪明知自己的zuo法不对，而还是要zuo的明证，亦即明知珍妃的话不能听，而还是要听的明证。这就不仅“教坏”直是蛊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坏”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并永不录用不可。

第二个是翁同。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临死以前，光绪奉慈禧临视时，恭王一定对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如挟帝而有所作为，恐无人可以压得住他，故太后必须慎防”的谏劝。此为慈禧恶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寿，而始终之典之优渥，几可与雍正之待怡亲王允祥相比拟的原因。

在恭王死后不到半个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亲自草拟的“定国是诏”接着有四月二十五日，着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的上谕。其间翁是否保荐过康有为，或至少不反对召见康有为，话很难说，因为翁同日记是经过他自己改过的，痕迹已泯。但一通“定国是诏”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极大警惕。于是在荣禄与刚毅合力相倾之下，慈禧断然决然地驱逐了帝师。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八月初六之诏，只捉拿康有为兄弟。即因为慈禧认为康有为教坏了皇帝，是罪魁祸首。及至发觉康有为已经逃脱，复于八月初七电寄荣禄等，于津沪等chu1严密查拿康有为。如果康有为被捕，当然不能活命。但六君子的下场，不致如是之惨。

对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应不会忽略，她有应变的天才，即到情况十分jin急时，亦不会luan了方寸与步骤。当时的情势，如我前面所说过的，危机已如胎死腹中，gen本不必jin张。但为了要为训政找gen据，不能不故意张皇，制造严重的气氛。须知此时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夺权，因而特行临朝训政的典礼。要到了八月初八，行过此礼，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权力。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碍达成此一目的之举动，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鲁莽举动，皆应避免。

这也就说明了，六君子何以迟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缘故。同时，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势还不十分明朗：第一，会不会引起外来力量的干预；第二，不知康党除了袁世凯以外，可曾勾结过其他将官？关于后者，自然是由荣禄去作检查与bu署，这需要一段期间。关于前者，降旨捉拿康有为兄弟，亦等于放了一个探测气球，看看国际上有何反应？经过两天，并无动静。同时荣禄亦已作了周密的bu署，乃于八月初九下令，逮捕所谓“罪甚八司ma”——六君子加张荫桓、徐致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