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历代党争，辄令人有薰莸同之恨。不过虽“阉党未必尽小人，东林未必尽君”但代表正义一方的主事者，须是君，则虽失败一时，于世人心，仍大有帮助，如明末东林阉党之争，东林败得很惨，但“东林孤儿”所发生的影响，促成了康熙朝的盛运。摆脱狭隘的族观念来看，自是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变，最大的不幸是，真君枉死，而伪君康有为苟且偷生，并以作伪的方法，利用光绪的被幽，六君的惨死，沽名钓誉，营私牟利。贤如梁启超，亦不免助师为恶。代表正义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无怪乎民初北方政坛的丑态百了。

外间传说纷纷，皆谓康有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党之同谋者，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团结，党羽遍布…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丽之故事。而康有为来京，果借变法为名，包藏祸心，诡计百，托为忠愤之举，售其诈之谋。摇惑人心，混匿国是，真有人思议之外者。今闻朝廷察其罪状，凡属臣民，莫不同声称快。及闻该员逃匿，未能缉获，则又私忧窃虑，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且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也。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宜早决断，将已获之犯，速行治，以绝其望。

黄桂为笔者长亲，贵州人，时由翰林院编修改福建御史。他当然是旧派，但却是真正的学先生，幼时闻长辈言，他真能到不二。夏日盥沐，上半背，若有女仆室，即避至门后，古板如此。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为保荐康有为。张荫桓之被捕，亦是因为他“教坏”了光绪。对于光绪之所以致此，责任谁属，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贯的，与我国刑法上对“教唆”犯罚得特重的立法神也是一致的。

至案内牵连人员，应拿者拿，应黜者黜，应宥者宥，一经办理定夺，即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为首者不能漏网，为从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来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矣。臣素知康有为、张荫桓居心诡谲，故望朝廷先发制人，庶免党煽。

另一分是由康梁漏网而引起，梁启超在京晤李提太，避日本使馆，康有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蔡钧接到逮捕康有为的密令，与英国领事接洽，未能如愿的情况，京中必都已了解。加以天津《国闻报》的公然昌言，西人将作涉。因此，在贻谷以前有燮曾、黄桂两奏，皆主速作断然置。平心而论，、黄、贻三人都是为了保护光绪，安定大局着，其中黄桂八月十二日一奏，最为简明扼要。

再：臣正缮折间，适接邸钞，知康有为一案，已奉谕旨将徐致靖等分别审讯看，此外概不究。至张荫桓平日声名甚劣，虽非康有为之党，亦应照屡次被参款迹，从重罪。

当然戊戌政变绝不能与明末天启年间的政相提并论。保皇党不同于东林，守旧派更非阉党。天启并不值得同情，值得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的是光绪。但光绪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惨的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荣禄，而是康有

至于八月十三日的突变，《梦蕉亭杂记》所记，亦颇可采信。原来派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严于审讯。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会审，而次日未待庆王所派之员主持审问，即因贻谷一奏，由刚毅亲自至刑传谕，毋庸审讯，立即正法。其基本原因还在外间言太盛“有谓各公使面涉，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之故。

此奏又有一附注，专为张荫桓而发，基本上仍旧是客观的：

《梦蕉亭杂记》所说“某京堂”指国监祭酒贻谷。当时确有外力预的迹象。但此外力预，分为两分，一分是英日两国营救张荫桓。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谕，指张荫桓非康党，故此外力预，乃别为一事，与六君的安危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