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如果环境与我们不适合那就改变环境来迎合我们嘛。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自大狂。比起地球，比起浩淼的宇宙，人类太渺小了，即使亿万年后人类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整个外部环境。那么我要问，假如10万年后地球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必须离开陆地而生活在海洋中？或者必须生活在没有阳光，仅有硫化氢提供能量的深海热泉中？生活在近乎无水的环境中？生活在温度超过80℃的高温条件下（这是蛋白质凝固的温度）？上述这些苛刻的环境中都有蓬蓬勃勃的生命，换句话说，都有可供人类改进自身的基因结构。如果当真有那么一天，我们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坐等某种新的文明生物替代人类呢，还是改变自己的身体结构去适应环境，把人类文明延续下去？

他的雄辩征服了听众，全场鸦雀无声。谢教授目光如炬地说下去：

我知道，人类由于强大的思维惯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接受这种异端邪说，正像日心说和进化论曾被摧残一样，很可能，我会被守旧的科学界烧死在21世纪的火刑柱上，但不管怎样，我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不会放弃一个先知者的义务。如果必须用鲜血来激醒人类的愚昧，我会毫不犹豫地献出我的儿子，甚至我自己。

记者们都飞快地记录着，他们以职业的敏感意识到，今天是一场历史性的审判，它宣布了后人类的诞生。谢教授的发言十分尖锐，简直使人感到肉体上的痛楚，但它却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让你不得不信服。连法官也听得入迷，没有试图打断这些显然已跑题的陈述。谢教授结束了发言，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听众，高傲的目光中微带怜悯，就像上帝在俯视着自己的羔羊。然后他慢慢走下证人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他的陈述完全扭转了法庭的气氛，使一个被指控的罪人羽化成了悲壮的英雄。3名法官低声交谈着，忽然旁听席上有人轻声说道：

法官先生，允许我提供证言吗？

大家朝那边看去，是一个60岁左右的老妇人，鬓发花白，穿着黑色的衣裙，看模样是黄种人。法官问：你的姓名？

方若华，我是鲍菲的母亲，谢先生的妻子。

费新吾恍然回忆到，这个妇人昨天就来了，一直默默坐在角落里，皱纹中掩着深深的苦楚。他曾经奇怪，鲍菲的母亲为什么一直不露面。现在看来，这个家庭里一定有不能向外人道的纠葛。谢教授仍高傲地眯着双眼，头颅微微后仰，但费新吾发现，他面颊上的肌肉在微微抖动着。庭长同意了妇人的要求，她慢慢走到证人席，目光扫过被告、检查官和陪审员，定在丈夫的脸上。她说：

我是28年前同谢先生结婚的，他今天在法庭陈述的思想在那时就已经定型了。那时，我是他的一个助手，也是他坚定的信仰者。当时我们都知道基因嵌接术在社会舆论中是大逆不道的，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率先去做的人不会有好结局。但我和丈夫义无反顾地开始去行这件事。

后来，我们的爱情有了第一颗果实，在受精卵发育到8胚胎期时，丈夫从我的子宫里取出8颗胚细胞，开始了他的基因嵌接术。她的嘴唇抖颤着，艰难地说：不久前死去的鲍菲是我的第七个儿子，也是惟一发育成功的一个。

片刻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庭内响起一片嗡嗡声。妇人苦涩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