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员花了六个星期来重做高格里的实验，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那是望远镜镜头上的花斑重叠所致，然而，办公室主任还是向上级报告了他们的发现，并建议将该天文现象命名为“真理报耀斑”因为大家都觉得他看起来很像《真理报》增刊中的一页。

出乎高格里意料的是，他非但没有被动作人民公敌抓到劳改营中，反而受邀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式。最高委员会对他的报告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宇宙投向资本主义的一把舆论利剑”高格里受到了英雄般的赞誉。事情就这样搁下了。

不久之后，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证实了这一发现。虽然看到这张星际报纸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争论的焦点却慢慢转移到——它看起来到底像《真理报》，还是像《读卖新闻》，或者是《参考消息》。争论迅速变得白热化，三家报社也不由自主地被牵扯进来。这块该死的耀斑已经影响到了报纸的销量，如果一时间段内舆论偏向于某家报社，另外两家的销量就会急剧降低，而舆论总是不停地变。

二十年后，三家报社终于闹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

他们决定联合发射一架空间天文望远镜到接近耀斑的空域去，看看那该死的报纸到底是哪一家不小心印在天幕上的。这是一场豪赌，各方都豁出去了，私底下三家报社都购买了不少另两家的股份。

但这样做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耀斑到底在哪里？十分可笑的是，在被发现了二十年之后，对它的研究越是深入，它带给人们的谜团就越大。它的具体位置一直无人知道。什么？无人知道？难道不是花六百卢布买一架小天文望远镜，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夏季晴朗的夜晚看到它在头顶闪烁吗？

事实并非如此。

天文界一直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真理报耀斑”到底位于空域中的哪一个位置——这确实很难定位，耀斑飘飘忽忽地悬在太空中，似乎全无形质，在它的范围内，有数百个可以精确定位的星系来来往往，可是耀斑却一直怪异地在望远镜上保持着绝对的静止。从它被发现以来，它没有在红星研究院那数百架望远镜上挪动哪怕是万分之一个最小计量单位，事实上，扣除误差值，它根本就是一动不动。天文学家称其为“肮脏的耀斑”因为它玷污了关于宇宙是动态的这一基本法则。而又由于它是不动的，所以，没有办法用相对距离测算法算出它与观测者之间的距离，这就造成了无法定位的麻烦。

根据著名测量定位专家玛廖夫的建议，两架空天望远镜同时向星球的南天极河北天极方向发射出去。望远镜向各自的方向飞行了七十年之久（这对那三家报社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是一场艰难的等待），从而在空间形成了三个相互间距离两亿三千万公里之遥的点。从空间测量的角度上来说，，这已经是足以精确测定距离超过三百万光年的星座坐标了。空间望远镜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担负面偏振技术，可以在太空中对耀斑进行精确对焦，即使实验不成功，也会传回有史以来最为清晰的耀斑图像。

观测进行得很成功，持续了六年，随后又花了同样长的时间把所有信息收集起来，全部浓缩在三张高分辨率的照片。为了冲洗着三张照片，引发了全球摄像领域的一场革命，原因很简单，在几年时间里，观测委员会都无法把这三张照片冲洗成各自不同的画面。

三个成像点相距亿万公里，即使用来观测三千万光年之外的物体，其成像也大不相同。但这三张照片上的耀斑是一模一样的，把背景那些模糊的燥点去掉，任何一款精密的分析软件也找不出三张照片的区别。委员会换了十几茬，甚至在几个国家引发了革命，十几年过去了，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耀斑成像于宇宙中的每一个角落。

肮脏耀斑的定位实验失败了，也许并不算是完全失败，因为一个世纪以来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份带着些许褶皱与污迹的报纸，无论是排版还是印刷效果都与那三家报社相去甚远，甚至，报纸上使用的也是似是而非的语言系统，这又直接催生了语言推断学的发展。二十二年后，扬可夫·格里格里戈维奇（此人与高尔基·格里格里戈维奇有一点血缘关系，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得出了最终结论，在张报纸的残片上，所写的内容如下：

黄油市场指导价每公斤64卢布

香肠（贺氏）市场指导价每公斤74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