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无形的锁链把卢明月捆住。他勉强转向秦叔宝，表情动作僵硬，他已知道ｅ己注定要失败。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想逃命，虽说是贼军，毕竟他也率领过十几万人。“杀！”卢明月大吼一声，挥舞大刀，脚踢马肚，向官军突击。但刀枪声只响了一次，秦叔宝的长矛将卢明月的大刀打向高空，用长矛刺人他胸膛。

卢明月战亡，铁军遗弃的尸体多达三万。

“张大使以一万兵力打败十万贼军。”

这个消息再次传到洛阳和长安，朝廷、民众都喜形于色，但也不觉得意外。

（隋书）这样记载：张须陀威名震天下，叛乱势力的将帅威风扫地。从“知世郎”王薄开始，孙宜雅、石抵图、郝孝德、裴长才、石子河、秦君弘、郭方预、左孝友、卢明月、吕明星、帅仁泰、霍小汉，都曾是数万大军的领导者，但全部败在河南讨捕军手里，没能动摇隋的统治权。天下一百九十郡涌出的巨大叛狼潮，只有河南讨埔军孤军奋战，努力支撑着。

张须陀不只是上战场的勇将，而且是功德并隆。他原本是身为爱民循吏为杨帝所知，他救济饥饿百姓优先于自我保身的行动，感动了扬帝。另外张须陀统率的河南讨捕军绝对不作掠夺奸滢的坏事，更有甚者，贼军丢下的物资，除武器外，粮食、家畜等都分给贫困的百姓。张须陀身为将军，却与战士们共饮共食，而且，据说士兵不吃完他自己决不动筷。

“不为天子而战，而为张大使而战…。”

说着这种话而报名从军者源源不断。张须陀固然高兴，但也不能无限制地接受。他认为对付各地兴起的贼军，还是少数精锐部队较好。首先，增加士兵人数，粮钢不足。朝廷对河南讨捕军在赞赏和鼓励方面虽大方，但粮食和武器却全不照顾。与其说杨帝吝啬，不如说是因为他没有想到吧。

“近几年内，张大使有可能被任命为大将军或兵部尚书，不只管河南，而是指挥天下的兵马讨伐贼军。”

人们这样议论着，张须防大得民心，深受敬仰，洛阳街上有人出售河南讨捕军的战图和人物玩偶，销路不错。

大业十一年（公元六一五年）八月，发生了一件事：杨帝成为突厥军的俘虏。当时世间到处兵慌马乱，而杨帝不闻不问，只顾巡游天下，或许是天生喜欢游山玩水，或许是有意展示自己对天下动乱不介意，他携皇族、宫女、文武百官及兵队五万人前往雁【１。雁门一带是后来的山西省最北部。自古以来是北方防卫要地，这里武将辈出，魏朝的张辽等有名的武将也是在这里成名的。

突厥军会突然袭击这里，当然不是事出无固：

在中华帝国的大分裂时代，突厥势力急剧增强。到了南代，其威势也未曾衰弱。原来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强盛是和中华帝国的衰弱成正比的，突厥也不例外。隋文帝也被迫不得不设法对付他们。文帝避免了和北方骑马民族发生愚笨的正面冲突方式，为了保卫得来不易的统一和安定，必须避免和突厥全面决战。尽管文帝有各种的缺点，但他明确地记得自己作为一个统治者在历史上存在的价值，给天下带来和平与安定，将分裂和疲弱衰败推向过去。因此，文帝对突厥的态度不是发动武力，但也不是无条件地和睦政策。文帝用谋略外交代替武装冲突。

突厥也和中华帝国一样，围绕着权力和地位进行着严酷的斗争。可汗（王）的宝座只有一个，梦想登上这一宝座的不只一个人。当时的可汗叫都蓝，他企图越过万里长城人侵隋的领土。他勇猛但做事粗暴，在突厥内部树敌过多。都蓝的堂弟叫启民，因为他得人心，所以文帝想立他为可汗，经以多方援助，使其与都蓝争战。后来都蓝败北，在逃亡途中彼部下杀死。启民便这样成了突厥的统治者。

启民一向与隋朝友好相处，甚至连高丽派密使来访的时候也通报隋朝一声。但启民可汗于大业五年（公元六Ｏ九年）死去，形势就发生变化。启民的儿子始华成为可汗。这个年轻的可汗对父亲的亲隋政策持批判态度。在始华看来，亡父被中华文化的豪奢冲昏头了，而忘却了突厥民族的自尊。

“向隋朝皇帝之流的人物卑躬屈膝，得到了什么好处？除一些丝织品和茶叶外，只是被利用而已！我们是独立的民族，并不是隋的附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