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弥漫大雪封锁大地，我们照常开着“雅娃”牌托车去上班。保罗开托车有十一个年了，尽他喝酒，但从没有过一次通事故。他就像熟悉手的内结构一样熟悉大街小巷，

保罗用脚尖捞起树，随即踢中。他的脚一离开，树上又浮面，发黑的光芒。他说：

螺栓。我指着我旁河岸上的黑莓，这些成团的黑莓发黑的光芒。而在河的另一边，黑椋鸟蹲伏在庄稼收割后布满茬儿的一捆捆灰白四角形秸秆上。这个景象我没有指给保罗看，因为我想起燕在空中留下的黑影，不明白这些黑在这个被晒成黄的夏天是怎么分布的。我迷惘地哈哈大笑，从草地中捡起一块树，扔到保罗的脚趾边。然后我说：你听着，看来这些燕是不可能很快飞走的，它们在耍诡计呢。

装在镜框里，我说。

我极其短促地抬起两只睛，足以看到那里面的黑斑了。还要问什么呢，如果在他看来，连燕都不值一谈，那么还有哪黑果是他看得上的呢？他完全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在他的脚趾上。白蜡树起风了，我倾听树叶的声音，保罗或许在倾听声吧。他不希望我们之间说话。

当我的那些纸条被人逮住之后，他否认是他告发了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否认。给意大利人订的白亚麻布西装被打包装箱的时候，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已经分手。我和内罗差十天后，他想继续和我睡觉。可我当时已经打算嫁给西方人了，因此我分别在十个后兜里上了小纸条：tiaspetto，我的名字和我的地址。和我联系的随便哪一个意大利人，就是他了。

第二天，我在厂里用“啊哈”对内罗作了试验，那时候他在拇指和咖啡杯之间夹着一张清单走到我的桌跟前。他谈到这个月我们为法国人制的女外纽扣尺寸问题。他的胡尖的像燕的翅膀，在嘴角一动一动的。他对着我的脸说了几句话。当他为了一周计划而来时，我数了数他下上忘记刮掉的胡。我抬起神，盼望着他的神。当我们的瞳孔相遇时，我迅即说：

它掉在地上，不是掉在天板上。

在我不允许参加的会议上，我的纸条被定为在工作场所卖。莉莉告诉我，内罗要求定为叛国投敌，可他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由于我不是共产党员，而且这也是我的初犯，于是人们给了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我没有被解雇，这对内罗来说是一次失败。主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将两份书面警告带到了我的办公室里。我必须在原件上签字画押，复印件留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内罗一言不发地走到自己的桌跟前。我也试过其他的言辞，比如：哟，嗯。可并没有超过“啊哈”的程度。

我也到很惊讶，我说，在像你这人那里，一切都有可能。

我被审讯了三天后，又回到了厂里。内罗没有问起任何问题。他要比我想象的更有能耐。后来人们在为瑞典人订购的里发现了三张纸条，上面写着：来自独裁国家的问候。这些纸条和我的纸条一模一样，但不是于我的纸条。我被解雇了。

你想和意大利人什么，他们过来你，送你一些连袜和除臭剂，然后回到他们有池的家里。如果添他，他还额外送给你香。

啊哈。

啊哈。

看着那些波狼形木屑和黑粉从他的铅笔上掉下来，我站了起来。我将那份警告举过他的扔了去。那张纸在空中飞过，从他的下下面掉到桌上时，没有发声响。内罗将转向我，企图微笑，可了苍白的脸。然后，他肘关节不小心碰到了刚削尖的铅笔。铅笔从桌上下来，我们看着它，听见它着地时发响声。内罗弯下，我看不到他颧骨磨动的样了。铅笔尖断了。他说：

这对内罗可不是什么玩笑话。他坐在自己的椅上削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