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不适合杏树的生长，这里太冷。我在柏林并没有想念过杏树，却在不经意间碰到一棵。它挨着一座城铁铁路桥，人们一般不会往那儿去。它不属于任何人，多属于这个城市。它站在路堤的一个低洼，树冠与桥栏一般，离桥栏很远，要想摘到杏枝，得冒风险弯过去拽。每隔几天，我都会路过那里。杏树对我意味着已经远去的一小块村庄，它来到德国的时间比我更久，仿佛当年有些树也厌倦了村，悄悄从园里溜走。远走他乡的树像背井离乡的人，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了危险的地方，找到一块不很恰当的土地，在其中一个错误的地方停下来，再也下不了决心继续走下去。通往商店的路两旁都有通，我可以避开杏树。但既然它存在着，就不可能只去商店。我经常面临选择，是去看树，还是绕走。我对自己说：去看看它今天是什么样，或者：它今天该不会让我心烦吧。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不为村，也不为国家——不是乡愁的驱使。树既不是负担也不会减轻负担，它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回味。和杏树在一起时，我脑里沙沙作响的一半是糖一半是沙。“杏”（aprikosen）这个词很讨巧，听起来像“亲”（liebkosen）。

在与杏树无数次的相遇之后，我用剪报粘贴了下面的文字：停车场的猫拖着脚步，五六爪印如合豆荚印上台阶。当年村里我们大嚼歪杏，猫咪竖着鼻板凳上团团围坐，一双双睛玻璃杯一样转动，梦乡里发呼起伏。杏枝张开手臂发烧般冰冷，杏甜甜地伤害着，让我今天还在向停车场的猫们问候着。我并不指望这首诗能最终解释有关杏树的事情，它既不能否定也无法证明杏树问题对我的困扰。既然糖于我一半是沙，并非我自己的文字，而是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那信手拈来的简洁而充满诗意惊怵的句帮了我的忙：“我想象那飞速的记忆迷，它如此包罗万象，却只需要分秒，不论是持续一整天的内容，或甚是已被压缩的记忆？问题原本很简单：时间要去哪里？其实我们需要的，仅只是再次验它为我们留下的那一东西？”

们生些敬畏。有时我会想，假如父亲能够重新回到桌边，他甚至可以用螺丝刀代替刀叉吃饭也未尝不可。父亲走后，固执的杏树也在院中扭着不愿开放。觉以一奇怪的方式向外发散，只有少数几件品会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毫无理可言，而且不直截了当。不是假牙和镜，而是螺丝刀和杏树一直在提示我们父亲已经不在的事实。我的目光荒谬地走杏树，望久了，它们又秃又短的枝，在我的视线中渐渐与小螺丝刀混淆起来。我在张望中长大，但这些东西依然别有用心地纠结在一起，和从前一样。

我在事面前曾无缘无故认生的地方，总会折返回来。事在自我重复中找到我。亚历山大·沃纳写：“事有一咄咄人的场，我不明了其意图。”帽有一无目的的潜伏，在主人不经意间，秘密悄悄溜发和丝绸衬里之间。人们着帽活的时候，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能觉那里面藏着秘密。因此“脱帽”并不一定表示行礼致意，它更可能意味着“亮前额”帽摘下时，里面的白丝绸衬里会来——帽可以是带白衬里的遮蔽。一次，两个秘密警察来工厂找我，两人同时摘下帽，脑袋中间，发蓬蓬地向上着——大脑使发立起来，想让它们离开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