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狂的始终在于对自我价值的过分夸大。我呢，我们会说，是一个剧作家；对于每一个毫无偏见的人来说，我是现时代最优秀的剧作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然而，于某些原因，我的作品很少上演；即使上演了，也并不怎么成功。这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显然，是那些经理、演员和评论家们于某原因联合起来反对我。这一理由，对我来说当然是千真万确的；我拒绝向那些戏剧界的们屈膝下跪；我没有阿腴奉承那些评论家们；我的剧本反映的是切实的真理，这对于那些攻击真理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这样，我的卓越天资、非凡才能得不到承认，凋谢了。

待狂的另一比较常见的牺牲者是某一类慈善家，他老是违背人们的意愿去为他们好事，而当人们并没有向他表示激之情时，便到可怕、不可理解。我们行善的动机很少象我们自己想像的那么纯洁。权力是险的，这好有许多伪装形式，它并组是我们从自己的、自以为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中获得的快乐的源泉。然而，常见的是，这里又掺了另一因素。为别人“好事”常常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某些快乐，如饮酒、赌博、消闲等。在这情况下，存在一较为社会化的德观的典型特征，即对那些于犯罪情况下的人的忌妒，那些罪恶我们是为了保持朋友们对我们的尊敬不得不尽量不犯的。再打个比方说，那些提议制定禁烟法的人（这类法律在国的许多州存在，或曾经存在过），显然是不烟的，对他们来说，别人从烟中享受到的乐趣乃是他们的痛苦的源泉。如果他们希望那些以前是烟鬼的人选派代表来向他们表示谢，谢他们帮自己戒除了这一恶习，他们反而很可能到失望。于是他们会开始这么想，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公共利益，那些最应该对他们的善行表示激的人，反而好象对这一毫无认识。

人们以前常常在家主妇上发现这情形，她们对那些女仆的德负有保护的责任。但是现在，仆佣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这对公仆的关心贴变得极为少见了。

还有一发明家，他从来没有能够请别人来检验他的发明成果；工厂主不愿意考虑任何发明革新，照旧组织生产；那几个发明家，继续保存着他们的小团，抵挡住了那些尚未得到公认的天才侵；知识界，则奇怪得很，不是把人家的手稿丢了，就是原封不动地把它退还；那些人们向他提请求的人，不知何故，就是纹丝不动。这现象该怎样解释呢？显然，社会上存在着那么一些关系密切的人，他们只想在他们自己中间分享发明的成果；那些不属于他们这一小圈里的人，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听取。

缺时，我们把这看得过于严重。没有人是完无缺的，也不要因为自己有缺就不必要地到烦恼。

在上层政治界里，也存在着这情况。政治家们逐渐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为了自己可以去达到那些崇的目标，他们放弃了舒服的享受，登上了公共生活的舞台，最后却发现人民竟然如此忘恩负义，以至于转而反对起他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工作除了务公众的动机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动机；也没有想过会是那些理公共事务的快乐激发了他的活力。在大会讲台上和党内报刊上发表的言辞，在他看来似乎就代表了真理，

还有那么一人，他据存在的事实产生一真正的悲哀，但却仅仅依据自己的验作概括，并得结论说，他的不幸说明了世间一切问题。他发现了，比方说，一些为了政府的利益而被封锁起来的秘密警察的丑闻。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宣传机构公布这一发现，而那些看起来灵魂最为贵的人，则对改正使他满腔愤怒的这类错误不屑一顾，拒绝染指其中。事情就算象他说的那样吧。但是他的挫折使他产生了这么一印象，即一切有权势的人都在极力掩盖遮蔽这些丑恶，因为他们的权势是靠这些丑恶建立起来的。以上这类问题确实不易解决，因为他的看法里确实有分真理。邓些他个人接到的事情，很自然地，比起那些地并没有亲经历过的更多的事情来，给了他更为刻的印象。这给了他一不真实的比例，使得他对可能是偶然的而不是典型的事实给予不恰当的过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