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说，他可以被控犯了一夫多妻罪。在他认为塔玛拉已经去世的那些年月里，他倒使劲回忆过她的优点。她爱过他。从根本上说，她是个超自然的人。他经常跟她的灵魂说话，恳求她宽恕。同时，他也明白她的去世解脱了他的痛苦。即使在利普斯克草料棚里度过的那几年，同塔玛拉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些年给他带来的烦恼相比，有时候他也觉得像是一种暂时的休息。

赫尔曼已经记不起他为什么和她争吵得那么厉害，为什么会离开她，为什么不关心他俩的孩子。丈夫和妻子间的冲突已经成了哪一方都永远说服不了对方的无休止的争论。塔玛拉没完没了地谈论人类的拯救、犹太人的困境和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她赞扬赫尔曼认为是低级趣味的书，热爱赫尔曼感到厌恶的剧本，挺起劲地唱流行歌曲，而且还参加所有党派煽动者的讲座。当她是个共产党员的时候，她像契卡那样穿一件皮茄克；当她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时候，她在脖子上围一条印有大卫王之星的围巾。她不断地庆祝啊，抗议啊，在请愿书上签名啊，还为各种党派的目的筹集资金。三十年代后期，纳粹头目们一个个访问波兰，信仰国家主义的学生揍犹太人，还强迫大学里的犹太学生站着听课，这时，塔玛拉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转向宗教。她开始在星期五晚上点蜡烛，按犹太教规定做饭菜。对赫尔曼来说，她似乎就是群众的化身，她总是追随某个领袖，对各种口号着迷，事实上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意见。

赫尔曼一恼火，就忽略了塔玛拉对他和孩子们的一片忠心，忽视了她一贯帮助他和其他人这一事实。就是在他离开家庭、搬到一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时，她也总是来帮他打扫屋子，给他带来食物。他生了病，她照顾他，给他h衣服，帮他洗衬衣。她还帮他抄写论文，尽管在她看来，这些论文的观点是反人道主义、反男女平等而且是令人沮丧的。

“她是不是变得冷静些了？”赫尔曼问自己。“让我想想，她今年多大了？”他讲不出她确切的年龄，不过她的年纪比他大。赫尔曼试着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他把一些肯定发生过的事情拼凑起来。孩子们从她身边被带走了。她中了枪弹；身上带着子弹到一个异教徒家里去避难。她伤口痊愈后，偷偷地逃到俄国。这一定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嗯，这些年她都是在哪儿过的？一九四五年以来我怎么没听到过她的消息？事实上，赫尔曼没找过她。他从来不看意第绪语报上那些寻找失散的亲属的名单。有人碰到过这样尴尬的处境吗？赫尔曼问自己。没有。得经过千千万万亿年，他这各种事情都凑在一起的情况才会重复出现一次。赫尔曼又想笑了。天上哪一个神在他身上做着试验，就像那些德国医生在犹太人身上做试验一样。

火车停下了，赫尔曼一跃而起——第十四街！他登上楼梯，走到街上，向东一拐来到公共汽车站，等候往东开的公共汽车。清晨天气凉爽，但是现在越来越热。赫尔曼的衬衣贴在背脊上。他的衣着中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不舒服，不过他分辨不出是什么。是领子，还是付裤上的松紧带？也许是皮鞋？他走过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影子：消瘦，憔怀，略微有点拘偻，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裤子皱里吧卿。他的领带是扭歪的。几小时前他刚刚刮过胡须，可是这会儿又冒出了黑糊糊的一层了。“我不能这副模样去那儿！”他惊慌地对自己说。他放慢脚步。他向店铺的橱窗里看。也许他可以买一件便宜的衬衫。也许附近有一个可以熨一熨外套的地方。至少他可以把皮鞋擦一擦。他在一个擦皮鞋摊前停住脚步，一个黑人孩子用手指在鞋上抹了些鞋油，隔着鞋把赫尔曼的脚趾弄得怪痒的。暖和的空气中充满了尘土、汽油味、柏油味和汗臭，令人作呕。“这种空气，人的肺能忍受多久啊？”他感到纳闷。“这样一种对生命有害的文明能持续多久？他们都将闷死——先会发疯，然后窒息。”

那个黑孩子说了几句关于赫尔曼鞋子的话，不过赫尔曼听不懂他的英语。他只听到每一个字的第一个音节。这孩子半裸着身子，他那方方的脑袋上全是汗。

“生意怎么样？”赫尔曼问，想跟他说说话，那孩子回答：“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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