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小时的不可免除的处理程序（关隔离间、搜身、发收据、填写入狱登记卡、蒸衣和洗澡）之后，将会把我带进一个监室，它必定是一个双拱顶的房间，当中有一个拱门（所有的监室都是这个结构），有两个大窗，一个长橱桌。我将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聪明、有趣、友善的人们，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的事，我也会讲给他们我知道的事。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不大愿意马上睡觉。

而吃饭的钵子上将压印着“市监”两个字（防止起解时被犯人带走）。“市监疗养院”——我们上次就曾拿这几个字逗笑。这个疗养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不大知道的。他们腆着大肚皮专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着规定路线做长途步行，做下蹲动作，连续出一个月的汗才能甩掉两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监疗养院”近在身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用做什么体操，在这里只消一周时间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这是屡试不爽的。这是绝无例外的。

世界是狭小的，简直十分狭小，这是监狱生活使人确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诚然“古拉格群岛”分布的面积虽是与苏联的国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确是远远少于苏联人口。群岛居民的确切数字当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时居住在劳改营里的人数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千二百万（一些人陆续地入土“机器”不停顿地把新的人划拉进来），其中政治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百万？——这已经是一个小国家，瑞典或希腊。在那一类国家里，人们很多都是互相认识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你走进任何一座递解站的任何一个监室，听一听，谈一谈，就一定会发现与同室难友有共同的熟人。（这不算什么：有一个单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过苏汉诺夫卡监狱，挨过留明的殴打，住过医院，在这以后被关进了卢宾卡的监室。他进门以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灵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对他说：“啊-一我知道您！”“在哪儿？”R君回避地说：“您认错人了吧。”“一点没错。您就是那个美国人亚历山大-多尔甘，资产阶级报刊造谣说您被绑架了，塔斯社辟过谣。我当时在外头，在报上看到过。”）

我喜欢监室里进来新人（不是新入狱的，这种人进来的时候必然是垂头丧气和局促不安的。我指的是老资格的犯人）的那一时刻。我自己也喜欢走进一间新的监室（不过，上帝开思，可别让我再进去了）——一无忧无虑的微笑，大模大样的姿态：“嘿，哥儿们好吗？”把小行囊往板铺上一甩：“喂，布蒂尔卡最近一年有啥新闻？”

开始互相介绍。有一个小伙子姓苏沃洛夫，是五十八条的。初看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紧打听，千万别放过：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递解站曾经有一个叫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过一个监室…

“慢点，他就是那个北极飞行员吗？”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过…”

“…泰梅尔湾里的一个岛。可是他本人却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里。请您告诉我，是已经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吗？”

“不错。您怎么知道的？”

好极了。这位和我素不相识的马霍特金的传记又增添了新的一节。我从未见过他，也许永远不会见到他，但是旺盛的记忆力把我所知的关于他的一切都积累起来了：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个岛屿却没有法子易名，因为已经写在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了（这可不是古拉格的岛屿）。他被送到波尔申诺的航空天堂岛。他在那里无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员，就他一个飞行员，那里又不让他飞行。这个天堂岛分成两摊，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罗格的那一摊。和外界的联系似乎完全掐断了。当我在雷宾斯克的那一摊里的时候，曾听说这个小伙子要求到极北地区去飞行。现在我知道已经获准了。这种新闻对我并没有什么用，但我全记下来了。十天以后在布蒂尔卡的一间小浴室里（为了不占用大洗澡间，布蒂尔卡里面专设了一些非常可爱的有水龙头和木盆的小单间）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认识，但问出他在布蒂尔卡住了半年医院，现在要去雷宾斯克的天堂岛。三天以后——在雷宾斯克，关在那只隔断了与外界一切联系的匣子里的人们将会知道马霍特金现在到了社金卡，也将知道我现在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留心、记忆、相遇——这就是囚犯的无线电报。

这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谁？他在监室里漫步，一边用好听的男中音哼着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烦恼忧伤，通向坟墓的道路入此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