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瓜不是这样计价的。萨沙因为从集农庄的菜园里偷了十条黄瓜得到了五年。

这两方式都一样能够发展凶狠的兽。其中任何一都不能使少年犯避免受到盗贼理想的教育。

他在儿童教养院里看

请看尤拉-叶尔莫洛夫。他自述说，还在十二岁的时候（一九四二年），他就已经在自己周围看到了许多诈骗、偷窃、投机，暗中对生活有这样的看法：只有胆小怕事的人才不偷、不骗。我却不想怕什么！那就是说，我将去偷窃、欺骗，过好日，然而，他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毕竟还是走向了另一面。学校里用光辉范例对学生行的教育一度引了他。然而当他看透了“亲的父亲”后（获奖者和长们现在都说他们当时没有这个平！），他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写了一张传单：“打倒斯大林！列宁万岁广’当下就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给了个五十八条一10，与少年盗窃犯关在一起。于是，尤拉-叶尔莫洛夫很快就接受了盗贼的法规。他的生存的螺旋线急速地绕起圈来——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否定的否定”：回到了偷盗是生活中最大的好事的认识。

他们从这生活中取了整个最不人的东西，全发腐的毒——可是却那么习以为常，好像他们在襁褓时期吃的就不是，而是这毒。

一连沉着稳健的勇敢的人们都支持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岁的孩们上。但年轻人依照年轻生命的法则不会被这生活方式压扁，而是会生、适应。好像在幼年时期毫不困难地就可以学会新的语言、习惯一样——娃娃犯人一门就学会了群岛的语言——这是盗窃犯的语言，掌握了群岛的哲学——可这又是谁的哲学呢？

谁也没哆嗦一下！——他们毫不为难地签发逮捕证。那些党员审判员们也谁都没有哆嗦一下！——他们睁着明亮的睛判儿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劳改！

十四岁的小姑娘莉达在库斯坦奈省的钦吉拉乌斯区中心的街上连泥带土地把从卡车上像一般细似地漏下来的谷（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来。因为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不是直接从地里或从仓库里，考虑到这个减轻罪责的情节，所以只判了她三年。使审判员发了善心的可能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一（一九四八）年，最法院作了一个说明：对带有儿童胡闹质的盗窃行为（在园里偷几个苹果）——不判刑。据类推，法院认为可以稍稍从轻理（而我们可以从中推论，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苹果是判过刑的）。

他们的成年时期就这么早这么奇怪地开始了——从跨监狱门槛的那一瞬间。

当十二岁的孩跨了成年犯人监室的门槛，作为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样的待遇，在几乎与他们不自觉生活的年数一样多的野蛮透的刑期方面、在粮、烂菜汤、铺位方面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样待遇的时候——“未成年犯”这个共产主义再教育的旧名词不知怎的便失去了价值，廓模糊，义不清了——于是古拉格自己造了一个响亮的无耻的字“娃娃犯人”！而这些苦命的公民——还不是国家的公民，但已经是群岛的公民，自己也开始带着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复起这个字来了。

他们那么迅速地长了劳改营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几星期内，而是在几天内！好像对它一也没有到奇怪，好像这生活对他们一也不新鲜，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继续。“他们在外面也不是穿丝着绸长大的：剃穗的、往衣服袋里装土豆的、到工厂上工迟到的和从厂办学校逃跑的，不是有权有势的父母的女。娃娃犯人是劳动人民的弟。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就很清楚，生活是建立在不公正上的。但那里并不是一切都一丝不挂地暴在外面，有的穿着面的外衣，有的为母亲的好言相劝所化。在群岛上娃娃犯人所看到的世界则是四足动里的世界：有力就有理！只有残忍的盗才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成年人看到的群岛也是这个样，但是，我们能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想以及在此以前我们所读到的东西去同它对抗！孩们则是以童年时代的圣洁的易去受群岛。所以几天内孩们就成了野兽——而且是没有德观念的最坏的野兽（当你瞧着的安详的大睛或抚着俯首认罪的狗的耳朵的时候，你怎能说他们没有德观念？）。娃娃犯人掌握了一条规律：如果别人的牙齿不如你的固——你就去把他嘴里的夺来，它就是你的了！

群岛上有两押娃娃犯人的方式：单独的儿童教养院（主要押还不满十五岁的幼小的娃娃犯人）和混合劳改（押年龄较大的娃娃犯人），往往是同有残疾的犯人和女犯混在一起。

很多人因为从厂办学校逃跑而被判刑。诚然，对这行为只判六个月（在劳改营里开玩笑地把他们称作死囚。但不是不是玩笑，请看看远东劳改营里对待“死囚”的情景；派他们从厕所里运粪。一辆双大车，上面有一个大木桶，满满装着恶臭的粪。许多“死囚”有的架辕，有的从旁边和后面推——粪桶晃动时粪溅在他们上，而穿着哔叽衣服的脸红的“母狗”们哈哈大笑，用驱赶着孩们——还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运到萨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们就用刀威胁着“信用讨”这些孩以满足他们的——所以，就是六个月有时已经足够了）。

因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个袋里装的土豆——也是八年！

因为“剃”穗，判给这些小家伙的不少于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