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会不会导致格的相同？一般地——不会。对于神和智力健的人们，是不会的。他们有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特征，有时候是很人意外的。但是经过了严格的反面淘汰（德的和智力的）的营吏们的格都是惊人地相同。大概我们不用费力就可以描写他们基本的共同特征：

我们并没有忽略捷尔任斯基的崇的言论：“你们当中谁变得冷酷无情，谁的心不能同情和关心地对待遭到监禁的人们——就请他离开这个机关！”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法把这些话和现实对上号。这是对谁说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如果考虑到他同时又为科瑟列夫辩护的话（第一，第八章）。谁理会了这些话？无论是“作为说服手段的恐怖”无论是单凭“可疑”的逮捕，无论是早于希特勒十五年的早期集中营，都丝毫不能给予我们这富于同情的心和侠义骑士的觉。如果这些年代里有人自己离开了机关，这正好是捷尔任斯基建议留下的人——即未能变得冷酷无情的人。而那些变冷酷了的或本来就冷酷的人倒是留下来了。（也可能他在另外的场合又过另外一建议，只是我们手里没有他的语录。）

谁能给我们解释清楚？…

傲气。他生活在一个天皇帝远的单独的岛屿上。在这个岛上他是绝对的第一号：所有的犯人都低声下气地服从他，连自由人也是一样。他肩章上的那颗星在这里是最大的。他的权力是无边无际的，而且是从不会犯错误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结果总是不对（被镇压）。他的房是群岛上最好的。最好的通工。比他低一级的亲信营吏们也是在上，养尊优。由于他们先前的全生活没有在他们心里埋藏下任何一颗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为一个特殊的族——天生的统治者。从任何人都没有力量行反抗的这个事实中，他们得结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统治得极其英明，这是他们的（“有组织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个日常的场合都使他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自己的人一等：人们在他们面前起立、立正、鞠躬；听到他们的召唤不是走过来，而是跑过来；得到他们的命令不是走去执行，而是跑去执行。如果他（贝阿拉格，杜凯尔斯基）走到大门去观看他的肮脏卑贱的工人们排成纵队在警犬的包围中行，那时他自己严然是一个穿雪白的夏装的植园主。如果他们（翁日拉格）忽然想起要骑巡视铃薯地里的劳动情况——穿黑衣裳的女犯们正在陷到小肚的烂泥里挣扎着，试图从地里挖土豆（不过她们来不及运去，开以后只能再把它们埋土里去当料），——那时候他们这一队穿着亮

我们喜既不思考也不检验就接受过来的那些行用语有多么大的粘啊！“老契卡！”——谁没有听到过用拖长的调说以示尊敬的这几个字？如果想特别指某个营吏不同于没有经验、手脚、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的营吏，一般都说；“那儿的营长可是个老——契卡！”（比方像烧掉了克列姆普涅尔的《镣铐奏鸣曲》的少校那样的。）这个用语是契卡人员们自己讲开的，而我们却不假思索地跟着说。“老契卡”——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达时代、在叶若夫时代、在贝利亚时代都是红人，是使他们每一个都到满意的人。

尽我们十分难过，但我们无法承担起解释以下现象的任务：为什么顺利实现了的“劳改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的号未能在群岛上创造捷尔任斯基提倡的那忐忑不安的对人的？从革命后最初几年起，在中央惩治局和省惩治的训练班里就“不脱产”地（即同时已经在监狱和集中营工作）为监狱和集中营培训着初级的行政建设人员（即内看守人员）。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时代的看守人员只剩下百分之六（久经锻炼的老手！）。而在这以前，中层劳改就已经全是苏维埃的了。他们继续学习着：起先在属于教育人员委员的各法律系（不错，是属于教育人民委员的！并且不是无法系，而是——法律系！），自一九三一年起改为司法人民委员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萨拉托夫和伊尔库茨克的法学院的劳改工作专修班。那里的毕业生里工人占百分之七十，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从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员会和从来没有反对意见的中执委的决议，一步扩大了这些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了的监禁场所长官们在规定理制度方面的权限。可是你看怪不怪，对人的不知为什么仍是没有产生来！受他们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还要多好几百万——况且这些人并不是战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国的同胞，在本国的土地上！

但是我们不泛泛地去谈论“契卡人员”的一般情况。关于原来意义上的契卡人员，关于从事行动一侦查一宪兵工作的契卡人员，本书已经有专章介绍。而吏们喜的就是把自己也称为“契卡人员”追求的就是这个称号。他们有的人确是从那岗位上来到这里休息的。说休息，是因为在这里神经不用过分张，健康不会受到损坏。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不需要像那里要求的文化平和作恶的主动劲。在契卡一格机关里需要锐、迅速，必须准确无误地打中对方的珠，但在内务系统里愚钝些也不妨事，只要不错过对方的骨也就行了。

鉴于存在这样的淘汰过程，可以得结论说，残忍无情的人在营空当中占的比例，远远地大于在任取的一组居民中所占的比例。一个人在“机关”里服务的时间越久、越没有间断、越有名气，他越可能是一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