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到这个其实一也不难！需要些什么？使劳改营的开支与它们的收相抵吗？我们在上面读到了，开支是在逐渐减少的。而增加收则更简单：只要把犯人们得更些就行了！如果在群岛的索洛维茨时期对迫劳动的生产率曾打过百分之四

可惜没有另一个波博日，以便向我们叙述战前修建另一条铁路——科特拉斯-沃尔库塔线的情形。在那里的每一枕木下都留下了两个人的颅。不用说修铁路了——就说说有铁路之前那条穿过难以通行的森林的简单的横木路是怎样靠瘦弱的双手、钝的斧和什么事也不的刺刀修成的吧。

结果呢？自然是立即收效！一九三二年法学家们胜利地宣布：“劳动改造机关的开支逐渐减少（这是可以相信的），而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条件则逐年改善。（？）”

要没有犯人，谁能这些？劳改营怎么能是无利的？

如果我们不是后来亲验过那个生活条件是怎样改善了的话，我们可能会惊讶，我们可能力求明白，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怎么到的？…

很想很想拥有一些可的劳改营——并且是免费的！从一九二九年起，全国所有的劳动改造机关都列了国民经济计划。而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明令规定俄罗斯联和乌克兰全劳改营和教养所实行彻底的自负盈亏制。

在赫鲁晓夫年代，他们为动员参加垦荒和西伯利亚的大工程而行劳神费事、声嘶力竭的共青团动员时，终于明白了，劳改营是多么地不可代替啊。

甚至在战后召开的劳改工作会议上，工业地生们也承认；“犯人们在后方的工作中，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大的作用。”

劳改营的独一份的有利之就在于隶劳动的驯服和它的廉价——不，甚至不是廉价，而是无偿。因为购买一个古代隶毕竟是要付钱的，而购买一个劳改犯却分文不付。

但是，在矗立于白骨之上的大理石纪念碑上，永远不会有人写上他们的被遗忘了的姓名。

至于劳改营的自负盈亏问题，情况则不同。国家对这件事垂涎已久。一九二一年的《监禁场所条例》就已经张罗着要“监禁场所的维持费用尽可能从犯人劳动中得到抵偿”从一九二二年起，某些地方执委会置自己的工农质不顾，表现“非政治的事务主义的倾向”说就是：不仅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而且竭力从它们上为地方预算榨取利，实现自给有余的经济算。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同样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一九二八年在第一次全苏惩治工作者会议上提了一项决的要求，即“整个监禁场所企业网”必须“把国家为监禁场所支付的费用偿还给国家”

他接着描写犯人们怎样在冻土带上架设电话线：他们住在用树枝和苔藓搭造的窝篷里。蚊叮咬着他们毫无遮盖的。他们的衣服上的沼泽的泥浆从没有的时候，更不用说鞋袜。线路的勘测得虎虎，施工也不明（因而注定要返工）。附近没有可以电线杆用的树木，他们要向外走两三天的路程，从那里扛回电线杆。

可以把什么人放到杰兹卡兹甘的矿井里去每天十二小时的式钻工作？——矿岩的砂尘像雾一样停留在空气中，没有面罩，四个月以后就带着不可逆转的矽肺被送到外面去等死。可以把什么人放在没有制动装置的提笼里降到没有冒和淹防护的巷里去？在二十世纪只有为哪一类人可以不需要在耗资大的安全技术上一分钱？

因此劳改营在经济上怎么会不利呢？…

阿穆尔河岸共青城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也是这个样：砍伐森林，一没有斧，二没有铁匠炉；领不到面包，大批死于坏血病。他于是赞叹：啊，我们是以怎样的英雄气概从事建设的呀！但是，对这现象不是更应当气愤吗？是哪个不护自己人民的家伙把青年们派去这么搞建设？不过，也不必愤慨。建设共青城的究竟是怎样的“共青团员”至少我们是知的。现在的文章里已经挑明了：那些“共青团员”也就是加丹的创建者。“

请读一读波博日的《死亡之路》中关于从塔兹河上的驳船登岸和卸货的描写吧，请读一读这斯大林时代的北极《伊利亚特》吧：蚁群似的犯人们在以群似的押解队的监视下，在人迹未到的洪荒的冻土上扛着运来的成千圆木，建码，铺铁轨，把火车和车厢推这一片冻土地带。而这些机车和车辆却注定了永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开这个地方。犯人们睡在四周着“营区”牌的一块空地上，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