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他们常常摸到附近村庄里，有时偷一锅，有时撬开人家仓库的锁拿走一些面粉和盐，偷走一把斧和几个盘碗之类（逃跑者就像游击队员，在一般和平生活中必然很快地成为窃贼…）。有一次他们从村里偷走一条，拉到树林里宰了。可是，这时下了一场雪，他们本应躲在屋里不来，以免被人发现脚印。但是库德拉想去柴。他刚屋就被护林员发现了，立即开枪打他。“是你们呀，小偷？是你们偷走了？”在土屋旁边发现了血迹。他们被带到村里，锁在屋里。人们叫喊着：上打死他们！留他们什么？！但是区里来的检察官带来了全国通缉犯的照片，对村里人宣布说：“你们是好样儿的！你们抓住的不是小偷，是两个大政治土匪！”

再往前走，他们时常遇到小河和小湖。这时库德拉又抓到一只羊，宰吃了。他们逃来已经一个月了！十月即将过去，天气渐渐冷起来。他们经过第一片大树林时看到一间没人住的土坯屋，就在这里住下了：他们不想再离开这个富足的地方。因为家乡并不引他们，并没有给予他们安静生活的希望，所以他们的逃跑没有最终目的地。这情况下的逃跑是注定要失败的。

两个人被押到库斯塔奈镇，在这里，在铁路局的临时羁押室里，士兵们不仅把车臣人送给犯人的东西全拿走（留下来自己用！），而且没有给他们吃饭。（考涅楚克大概也没有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谈这些事吧？）在上火车之前，把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的手反铐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库斯塔奈火车站的月台上，供旅客观看。

“唉，真是的！你要是早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一是不必怀疑的，车臣人就是这样。）库德拉被动得哭起来。经过这许多年残酷无情的生活之后，心灵已经受不住这同情了。

如果这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任何一个别的令人满意的城市车站的月台上，旅客们也许会匆匆走过去，谁也不会注意这个像从列宾的画里走来的、被捆绑着跪在那里的白发老汉。不是文学书刊版社的编辑们、步电影的导演们，还是人主义的宣讲士们和军队的军官们，都一样，更不必说那些工会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了——大家都会也不转地走过去。至于那些普通人，那些丝毫不突而又不担任什么负责职务的老百姓，也会尽量装作没看见的样走过去：他们担心警卫人员会盘问，会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他们的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商店齐全，供应多好啊！可不能拿这个冒险…）（要说在一九四九年，这现象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难到了一九六五年不也是这样吗？难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和文明的人们会停下脚步在警卫人员面前维护这个着手铐跪在地上的白发老人吗？）

一九五一年。又是在杰兹卡兹甘，又是从矿山，有三个人在夜间通过一条废探井爬来了。他们跑了三个夜晚。渴得受不住。不远看到几个哈萨克人的蒙古包。两人建议去哈萨克人那里要喝，第三个人，斯捷潘，决定不去，他留在土岗上观察动静。他看到他的两个同志刚去不久，就被哈萨克人追来，当场就被抓住。个不、瘦小的斯捷潘独自顺着小山沟继续逃跑，除了一把刀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企图往西北方向走。为了躲避人，常常不得不偏离方向。躲避人比躲避野兽还要。他用刀削了一，用它来打黄鼠和鼠吃：他先从远扔石打它们，等它们跑回抬起前叫的时候，就可以用打死它了。他尽量把血都来，然后用锦儿草火把烤熟吃。

正是这烤的火堆把他卖了。有一次，斯捷潘看见一个着哈萨克大帽的人骑朝他这边跑来，他急

火车开来了。两个逃跑者被押回肯吉尔劳改营监狱。

当时可曾想到，吉洪诺夫和堡的祖国同胞正在死的尸？他们是否曾向你们解释：照苏维埃的方式，和平是应该这样来理解的吗？）

哈卢克斯坦一带发生的逃跑事件，像这里的草原一样千篇一律。但是，或许就在这千篇一律之中更容易理解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吧？

库德拉和杜舍奇金起火来烧吃。这样，走了很久。步行绕过了图尔盖台地的阿曼戈尔德山；但走上大路后，遇到了卡车，上面的哈萨克人曾要求他们示证件。并威胁说要把他们送警察局。

于是，情景骤然改观了：周围的人谁也不再喊叫。的失主是个车臣人，是由加索迁移来的。他反而给被抓住的人送来了面包、羊，甚至还有车臣人大家凑的钱。他说：

但是，这不是莫斯科。库斯塔奈镇的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们都是受到憎恨的人，或者是被放到这里来的。他们朝这两个被捕的人围拢上来，把合烟、香烟、面包扔给跪着的人。库德拉的两手被铐在背后，只好弯下腰用嘴去啃面包。但是，警卫人员却一脚把面包从他嘴上踢掉了。库德拉倒下去，又跪趴着向前.想去咬那块面包，卫兵又把它踢得更远！（喂，你们那些步的电影导演们，是不是能记住这个老人的镜呀？）这时，周围的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开始喧闹：“放开他们！给他们松开！”开来了一队警察。这一队人当然比群众厉害。群众被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