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事实上，我的目标并不明确，理想倒是首先必需挣扎离开那个可怕环境。因为从辛亥前夕开始，在我生长的小小山城里，看到的就总是杀人。照清代法律，一般杀人叫“秋决”犯死刑必由北京决定，用日行三百里的快驿“文书”急送请兵备备案理。行刑日，且必在尹衙门前放三大炮。如由知事监护，且必在行刑后急促返回城隍庙，执行一场戏剧的手续，由预伏在案下的刽手，爬自首，并说明原因。知事一拍惊堂木，大骂一声“乡愚无知”并喝令差吏形式上一五一十打了一百板，发下了一两碎银赏号，才打回衙，缴令完事。但是我那地方是五溪蛮老巢，苗民造反的据地，县知事也被赋予杀人特权，随时可用站笼吊死犯小罪苗民。我从小就看到这残暴杀无数次。而且印象刻，永世忘不了。加上辛亥前夕那一次大屠杀，和后来在军队中的所见，使我觉到谁也无权杀人。尽我在当时情况下，从别人看来工作是“大有前途”可是从我自己分析，当时在一个军中，上面的“长字”号人，就约有四十三个不同等级长官压在我上。我首先必须挣脱这有形的“长”和无形的压力，取得完全自由，才能好好理我的生命。所以从家中走。有了自由才能说其他。到北京虽为的是求学，可是一到不久，就不作升学考虑。因为不久就听人说，当时清华是最有前途的学校，学读两年“留学预备班”即可依例到国。至于学办法，某一时并未公开招考，一切全靠熟人。有人只凭一封介绍信，即免考学。至于北大，大家都知，由于当时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远见与博识，首先是门开放，用人不拘资格，只看能力或知识。最著名的是梁漱溟先生，先应学考试不录取，不久却任了北大哲学教授。对于思想也不加限制，因此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诸先生可同在一校工作。不仅如此，某一时还把保皇党辜鸿铭老先生也请去讲学。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讲演，辜先生穿了件缃小袖绸袍，了青缎加珊瑚瓜小帽，系了蓝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还拖了一条细小焦黄辫。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用笑我这条小小尾，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神上那辫，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刻的印象。从中国近五十年社会发展来看看，使我们明白近年来大家常说的“封建意识的严重和泛滥”影响到国家应有的步，都和那条无形辫的存在息息相关。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警惕，得到一启发，并产生一信心：即独立思

但是这些挂货铺，除了一些外国洋老太太，一般人民是全不兴趣的。此外还有夜市晓市，和排日举行的庙会，更可增长我的见闻。总的印象是北京在变化中，正把附属于近八百年建都积累的一切，在加速理过程中。我在这个离奇环境里，过了约半年才迁到北京大学附近沙滩，那时会馆中人家多已升了小小煤炉。开始半年，在一无望无助孤独寂寞里，有一顿无一顿的混过了。但总的说来，这一段日并不白费，甚至于可说对我以后十分得益。而且对于我近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十分良好的基矗可以说是在社会大学文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但是由于学习方法和一般人不相同，所以帮助我迁移到北大红楼附近去住的表弟黄村生，还认为我迁近北大，可多接近些五四文化空气，情会更开朗些。表弟年龄虽比我小两岁多，可是已是农业大学二年级学生，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得多。有了他，我后来在农大经常成为不速之客，一住下就是十天半月，并因此和他同宿舍十二个湖南同学都成了朋友。正如在燕大方面，同董秋斯相熟后，在那里也结识了十多个朋友，对我后来工作，都起过一些好影响。

到可发现外来洋货，羽纱、倭绒、哔叽、咔喇，过了时的衣裙。总之，都在说明延长三百年的清王朝的覆灭，虽只有十多年，粘附这个王朝而产生的一切，全已报废，失去了意义。一些挂货店内代表王族威严的三翎和象征达官贵族地位的五七叶白芝麻鵲/oo翎羽扇，过去必需二百两官银才到手的，当时有个三五元就可随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