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主持人被捕，且随即被枪决了，罢工事自然就完全失败，告一结束。在枪决六个人中，大阮以为小阮必在场无疑。正想写信把小阮事告知那堂兄，却接堂兄来信，说有人在广州亲眼见小阮业已在事变中牺牲。既有了这种消息，大阮落得省事，就不再把小阮逃过北京等等情形告给堂兄。

对于小阮的失败，大阮的感想是“早已料定”小阮有热情而无常识，富于热情，所以凡事有勇气去做，但缺少常识，做的事当然终归失败。事不过三次，在武汉侥幸逃脱，在广州又侥幸逃脱，到了第三次可就终难免命运注定那一幕悲剧。

虽然也觉得很悲伤，但事前似乎很对他尽了忠告，无如不肯接受这种忠告，所以只有付之一叹。费踌躇的倒是小阮名分下这一笔钱，到底是留在手边好，还是寄过上海好？末了另有打算，决定不寄了。

过了一年，小阮尚无消息。在所有亲人中都以为小阮早死了。大阮依然保留那笔钱在手边。因为这笔钱保留在大阮手中，倒另外完成了一件大事，出版了一个小刊物。

大阮的性情，习惯，以至于趣味，到决定要成家时，似乎不可免会从女伶和娼妓中挑选一个对手。但他并不完全是个傻子，他明白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想起了此后的家业。几年荒唐稍稍增加了他一点世故，他已慢慢的有种觉醒，不肯作“报应”了。更有影响的或者还是他已在学校里被称为作家，新的环境有迫他放弃用《疑雨集》体写艳情诗，转而来用新名词写新诗的趋势。恰好这一年学校有意多收了三十个女学生，大阮写诗的灵感自然而然多起来。结果他成了诗人，并且成了学校中一个最会装饰的女学生的情人。到女的一方面知道大阮是合肥大地主的独生子，大阮也问明白了女的父亲是南京新政府一个三等要人，订婚事很容易就决定了。

订过婚，大阮生活全变了。虽不做官，已有了些官样子。

虽不是国民党员，但对国民党同情可越来越多了。

大阮毕了业，凭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龙佳婿三种资格，受欢迎回到母校去作训育主任。到学校见一切都好象变了样子，老校长仿佛更老了一点，讲堂家具仿佛更旧了一点，教书的同事大多数是昔时的老同学。大家谈起几年来的人事变迁，都不免感慨系之。训育主任早死了，张小胖到×国做领事去了，一个音乐教员作和尚去了，这个那个都不同了。世界还在变！

大阮心想，一定还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恰恰如早已死去那个前训育主任，他记起了那打更的刘老四。到校舍背那排小房子去找寻这个人，原来当真还是老办法，正在墙边砌砖头，预备焖狗肉下酒！老更夫见大阮时，竟毫不表示惊讶，只淡淡漠漠似的说：“大先生，你也回来了吗？你教书还是做主任？”

大阮说“老刘，这里什么都变了，只有你还不变。”

打更的却笑着说：“先生，都得变，都得变。世界不同，狗肉也不容易烂了，不是它不烂，是我牙齿坏了。”

大阮觉得打更的倒有点近于许多旧读书人找寻的“道”新读书人常说的“哲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