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她觉得必须与妹妹分享遗产。她比妹妹年长八岁，她从来都觉得自己有一责任。可是她临了也没有告诉妹妹。这倒不是贪婪，而是她不愿卖父亲。他的这份礼清楚他说明他想告诉她什么，要表示什么，给她一他生前不能给她的劝告。现在，她把这一看作是仅仅属于他俩的一个秘密。

他的死结束了他俩甜的三天独。参加葬礼的全是母亲的亲戚。因为母亲不在，无人安排守灵，众人匆匆散去。再说父亲已卖掉了别墅，搬单公寓，亲戚们觉得这本就是断之举。现在他们想到的只是摆在两个女儿面前的遗产，因为别墅一定卖了个好价。谁知公证人告诉他们说，父亲把一切都留给了他帮助创立的数学家协会。这一来，他们更觉得他是个怪人。仿佛他想通过他的遗嘱告诉他们，最好把他遗忘才是。

她停放好车，信步朝大街走去。她又累又饿，但一个人上餐馆很乏味，于是她决定上她看到的第一个小吃铺吃心。早先这一带有许多不列塔尼人开的小餐馆，价廉的卷馅薄饼或荞麦粉烘饼，就着苹果，味极好。可是不知何日，这些小店铺都不见了，代之以专卖所谓“快餐”的现代餐馆。她忍住心的厌恶，朝一家餐馆走去。透过店面橱窗，她看见人们坐在餐桌前，面前尽是油渍斑斑的纸质盘，一位肤白皙、嘴鲜红的姑娘引了她的目光。她刚用完午餐，可可乐的空杯推在一旁，只见她仰着脖，把指地伸咙，这么掏了半天，两直瞪着天板。邻座一个男人无打采地坐在椅上，目光注视着街面，张着大嘴。一个无始无终的呵欠，宛若瓦格纳的旋律一样没有止境。有几次，他的嘴行将闭上，但终不彻底；它于是一而再地张大，而他盯住街面的双，则随着嘴开合的节奏时睁时闭。其实，同时打呵欠的还有好几个，他们的牙齿、龋齿补斑、金属牙冠、还有义齿，都暴无遗，谁也不抬手稍作遮挡。一个穿粉红罩衫的小孩，手拎一只玩熊的，在餐桌间蹦蹦，那熊也咧着嘴，当然那算不得是打呵欠。小孩手中的这只玩熊时不时地与顾客碰撞。餐桌相互靠得很近，即使隔着玻璃窗也可以看清，客人们用餐时一定捎带吞下了邻桌的汗臭。丑恶和污浊通过视觉、嗅觉、味觉等各个渠，劈盖脸地向她袭来（她立刻想起油腻腻的汉堡包浸泡在甜中那味），她当即转，决定另找地方填饱肚。

他死后不多日，阿格尼丝发现她的存款数额大增。她这才明白了一切。她那表面迂阔的父亲其实非常明。十年前他第一次生命垂危时，她曾呆在他边两个星期，他说服她在一家瑞士银行开了一个帐。就在他临终之前，他几乎将所有的存款转到这个，剩下一个零捐给了数学家。如果他在遗嘱中说把一切都留给阿格尼丝，那就会毫无必要地伤害另一个女儿；如果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所有的钱都转到她的帐上，却没有特别为数学家留下象征的一笔，那么人人又都会心急如焚地打听他钱财的去向。

着吗！”两个星期快结束时，他的病情略有好转，阿格尼丝终于两次找到机会，同他单独去散步。但第三次时，母亲又跟他们一起去。

母亲去世一年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阿格尼丝去看他，同他呆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他死了。一直到这最后的三天，她才实现了与他单独相的梦想。她一直觉得他俩相互喜，却又始终不能真正了解对方，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唯有一段时间他们比较亲近，是她八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母亲那时一门心思照顾小劳拉。他俩经常在乡间久久地散步，他回答她提的许多问题。也就是在那时，他说起造主的电脑等许多事情。她现在仅记得一些简单的陈述，宛如古董陶的残片，现在长大成人了，她想把这些残片再拼成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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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上人群熙攘，行走很不方便。她前面是两个白人大个儿，金发北方佬，他俩在人群中推搡开路，这一男一女比周围的法国人或阿拉伯人要一一肩。他俩每人背一个粉帆布包，前各兜着一个孩。但转间这两人就不见了踪影。现在她面前冒一个穿齐膝裙的女人，这是那年的行式样。这装束使她的愈加大，几乎坠及地面。着的白净的肚，好像一对瓷罐，上面暴突的青宛如一条条盘成圆球的小蛇。阿格尼丝暗自思忖：这女人明明可以找到十多式样的外，把她的青遮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