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好了术前的准备工作，可就在手术的前夜被押走了。”

“您说什么？”

“能说什么？他被抓走了。”

“可是我不懂，他事先得到通知的时候，是能够…”

科斯托格洛托夫笑了起来，他实在觉得有点好笑。

“押走之前，谁也不会事先通知一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出其不意，把人除掉，就是这个意思。”

东佐娃皱紧了宽阔额头的双眉。科斯托格洛托夫说出的话使她感到不可思议。

“可如果他正好有要动手术的病人呢？…”

“咳！送到那里去的病人，有的病情比我还严重。一个立陶宛人吞下了一只铝勺，食堂里的那种汤勺。”

“这怎么可能？！”

“是故意吞下的。为的是离开单人囚室。他当然不知道外科大夫要被押走。”

“那么…后来呢？您的肿瘤不是发展得很快吗？”

“是啊，简直可以说从早到晚都在长，真的…后来，大约过了5天，从另一个集中营调来一个外科医生，是日耳曼人，名叫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就这样…到了新的地方他先观察了一下，又过了一天才给我做了手术。可是谁也没对我说起过‘恶性肿瘤’、‘转移’之类的话。我也根本不懂。”

“但是活俭他送去做了没有？”

“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根本不懂什么叫活俭。手术后我躺在那里，身上压着小小的沙袋。快满一星期的时候我开始学着一条腿下床，练习站立；就在这时，集中营里突然又集中了一批人要放逐，总共约700人，叫做‘叛乱分子’。在这一批被放逐的人里，也包括我那位极其温顺的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他是从宿舍被带走的，没让他给病人作最后一次巡诊。”

“多么荒唐！”

“可这还不算荒唐呢，”科斯托格洛托夫显得异常亢奋。“我的一个朋友跑来悄悄告诉我，说我也在那个放逐的名单上，是经过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娜夫人同意的。她明明知道我不能走路，刀口还没有拆线，却点了头，瞧，这个混帐的女人…——对不起…我心想：刀口带着缝线挤在运牛的火车车厢里，必定会溃烂化脓，这就是等死。于是我拿定了主意，等他们来押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开枪打死我好了，就打死在这床上，我哪儿也不去。’我横下了一条心！可是他们没来带我。这并不是由于杜宾斯卡妮夫人发了善。乙，她对我没有被押走还感到惊奇呢。原来是由于登记分配处里的人发现：我的刑期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把话题扯得远了…随后，我走到窗前去看。医院的木栅外面排着一列长队，离我大约有对米远，收拾好东西的已被赶到那里集中，准备解走。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从那里发现我在窗口便喊了起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把通风小窗打开！’看守骂他：‘闭嘴，你这混蛋！’可他还是在喊：‘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要记住！这很重要！您的肿瘤切片我已派人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做组织分析去了，您要记住！’就这样…他们被押走了。这就是在您之前给我治过病的几位医生。能怪罪他们什么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仰头靠到椅背上。他心情十分激动。不是这所而是那所医院的气氛又使他透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