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他病人——无论是病房里的还是走廊上的，无论是楼上的还是楼下的——那里，他是听不到对他有任何帮助的话的。所有的话都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可没有一句是中听的。

现在，为了追求平等，他开始说服同病房里所有的病人，要他们相信自己得的也是癌症。而既然得上了这病，那就谁也甭想逃这个地方。即使了院也还得全都回到这里来。倒不是他能够在别人的痛苦乃至骨折的脆裂声中找到乐趣，而是要别人也想到真实情况，不自欺欺人。

叶夫列姆从小就听人们说，而且自己也知，他和他的同伴这些年轻人，却比自己的老脑聪明。他们的老胆了很小，一辈连城也没过，而叶夫列姆13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骑打枪了，接近50岁时把整个国家像模娘儿们似地摸遍了。可是现在，他在病房里一边来回地走，一边回想他们家乡卡河一带的老人——不是俄罗斯人还是勒人，或者沃佳克人，是怎样死的。他们都不摆什么架，不追求什么，也不嘘他们不会死掉，——他们都心情平静地对待死亡。他们不仅不留下债务，而且不声不响地着准备，预先就指定好把母留给谁，把驹留给谁，把无领呢上衣留给谁，把靴留给谁。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心情很轻松，仿佛只是搬到另一间茅屋里去住似的。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不会被癌吓倒。而且，谁也没有得过什么癌症。

就这样，一个月以前他仍然又回到这栋用发砖建造、砖匀称齐整的老建筑前，登上掩映在白杨树中间、被千百双脚磨得光的台阶，外科医生们即刻像接待亲人似地将他留了下来，于是他又穿上了那条纹市病号服，还是住在靠近手术室、窗抵住后围墙的那间病房里，等候第二次（而总的算来是第三次）手术。叶夫列姆此时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他承认自己得的是癌症。

跟一些呆呆脑的似的。每一只都面临着上挨一刀，可他都在咕咕啦啦，到觅。一只被抓去宰了，而其余的还在刨土觅。

当年他念过4年小学，后来还在建筑工人培训班学习过，但他没有养成看书的习惯：广播天天有，可以代替看报，而书在心目中则完全是多余的东西，他在那些偏僻荒凉的地方由于工资而混了大半辈，也没见过多少喜看书的人。波社耶夫只读那些必须要读的东西——经验的小册、升降机说明书、作规章、公告命令

这样一来，吗还要装模作样呢？得了癌症就应当变得超脱一些，正视两年来他一直眯起睛、扭不看的事实：叶夫列姆断气的时候到了。采取一幸灾乐祸的态度，心情反而会轻松些：不是死，而是断了气儿了。

可在这儿，在医院里，人已经在氧气袋，珠都快转不动了，而嘴还一再说：我不会死！我得的不是癌！

叶夫列姆一生中只有几个大城市没去过，边远地区他几乎走遍了，无论持在哪儿，他和其余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人应该备什么本领。一个人要么掌握很好的专业技能，要么能在生活中钻营。这两者都是生财之。所以说人们相互认识的时候，过姓名之后总是接就问：什么工作，挣多少钱。要是一个人挣钱不多，那就是说，他不是傻瓜便是不走运，反正是不怎么样的一个渺小的人。

但这话只能是说说而已，脑知不能想像，内心也无法验：这事怎么能发生在他叶夫列姆上？这怎么会发生呢？当真会这样该怎么办呢？

为了躲开这一事实，他曾挤在人们中间拼命活，可现在事实终于跟他狭路相逢，借助于绷带掐住了他的脖。

是像针扎和刺痛，甚至影响到。块沿着脖往上升，几乎到了耳。

所有这些年，波杜耶夫在沃尔库塔、叶尼河、远东和中亚所看到的就是这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人们挣了很多钱，随”后也就把钱掉——有的人是逢星期六去钱，有的人是度假时一次地掉。

后来给他了第三次手术，开刀开得更疼、更。但手术后包扎时，医生们似乎并不兴，而是用行话在相互谈，并用纱布给他愈缠愈，愈缠愈，使脑袋和躯牢固地连在一起。他到向的刺痛更厉害了，更频繁了，几乎是接连不断。

波杜耶夫就这样回复一日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旧地板被踩得颤个不停，但究竟该怎样迎接死亡，他心中一也没有变得明确起来。这事儿不能凭空瞎想。也没有人能告诉他。至于在什么书里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更是不抱什么希望。

那么究竟忽视了什么呢？

于是他开始从窗前走到门，又从门走到窗前，每天五六个小时踱来踱去。这是他寻求解脱的办法。

这样的生活可以过得很顺心，直到得了癌症或其他致命的病为止。一旦得了这病，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好，钻营本领也好，职务也好，工资也好，统统变得一文不值。无论是他们束手无策的神状态，还是死不承认得了癌症的自欺欺人的愿望，都说明他们意志薄弱，忽视了生活中的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