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战争。”
叶夫列姆鼻子里吭味了一声。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参加。我参加过。”
“这怎么可能呢?”
“很简单,”叶夫列姆慢吞吞地说,说一句停一会儿。“拿起一把转轮手枪,也就参加了打仗。挺好玩。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
“那您是在什么地方打过仗?”
“伊热夫斯克附近。打的是立宪派。我亲手枪毙过7个伊热夫斯克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是的,看来他现在还记忆犹新:作为一个毛孩子,当年他是在叛乱城市几条街道的什么地方把那7个大人先后结果的。
这个戴眼镜的人还向他阐述过什么,但今天叶夫列姆的耳朵仿佛浸在水中,只是偶尔冒上来听一会儿。
随着黎明的到来,叶夫列姆睁开了眼睛,看到上方一块光秃秃的天花板,猛然间,许久以前的一件微不足道的而且早已忘怀的事情,毫无缘由地清清楚楚出现在他的记忆之中。
那是11月的一天,战争已经结束。天在下雪,而雪一落地马上就化,落在从壕沟里掘起来的较温暖的泥土上更是即刻消融,不见踪影。当时在挖煤气管道的基坑,规定的深度是1.8米。波杜耶夫经过那里,看到深度还不合乎要求。但是施工队长却走过来厚颜无耻地要他相信,全线的纵断面已经挖好了。“怎么,还要量一量吗?那对你会更糟。”波杜耶夫拿起一根量杆,量杆上每隔10厘米烫着一道横的黑线,每50厘米处的横线就更长些。他们走过去量,不时陷在泡烂了的泥浆里。他穿的是高筒靴,施工队长脚上是半高迹皮鞋。量了一个地方,只有1.7米。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去。那里在挖土的有3个人:一个是瘦高个儿的农民,脸上是黑乎乎的胡子茬;另一个是退伍军人,头上戴的依然是一项军帽,那帽徽早已被摘掉了,帽边和帽檐都是漆皮的,而箍带上全是石灰和泥巴;第三个人年纪很轻,头戴鸭舌帽,身穿城里人穿的那种短大衣(当年在穿衣方面还有困难,公家也没发给他们),大概还是他上中学的时候做的,又短又窄,而且已经穿旧了。(他的这件短大衣,叶夫列姆似乎只在这时才第一次看得那么清楚。)前两个人还勉强在挖,挥动铁锹往上翻土,尽管湿源源的泥巴粘在铁锹上甩也甩不掉,而这第三个小伙子,胸部抵着锹柄站在那里,像被支起来吓唬鸟儿的一个稻草人,身上覆盖着一层白雪,两手抄在窄小的油筒里。根本没发给他们手套,而脚上,只有那个军人穿着靴子,其余两人则穿着用汽车防雨市胡乱缝制起来的胶鞋。“干吗呆着不干活?”施工队长对这小伙子喊道。“想挨罚口粮是不是?等着瞧吧!”小伙子只是叹了口气,更耷拉脑袋了,揪柄也似乎往他胸中插得更深了。这时,施工队长朝他脖子上敲了一下,他抖了科脑袋,又开始用锹挖土。
他们着手量壕沟。挖起来的立紧翻在沟的两边,要凭肉眼看准沟上没达到什么刻度,就得使劲往那里弯身于。那个军人仿佛是在帮忙,而实际上在使尺子往旁边倾斜,企图以这种手段多量出十厘米。波杜耶夫对他骂了一阵娘,使尺子垂直,结果只量得1.65米。
“你听我说,首长,”这时,这个军人悄悄求他。“这最后的血厘米,你就高抬贵手吧。我们实在挖不动了。肚子里空空的,没有力气。再说这天气,你也看到了…”
“要我为你们去挨审,是不是?你们还能想出什么点子来!图纸上要求很明确。斜坡要平坦,而底面也不能形成一个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