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一生受过许多迫害：1902年因参加革命活动（当时他同其他几个大学生一起坐过一个星期的班房）；后来因为他那已经去世了的父亲是个神甫；后来又因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当过沙皇军队的旅军医，而且不仅仅是个军医，据证人肯定，在那个团仓皇溃退的时刻，他曾跃上战，扭转败局，率领那个团重新投这场帝国主义大混战，与德国工人为敌。然而，在所有这些迫害之中奥列先科夫遭到持续最久、最难忍受的迫害，却是因为他持私人开业行医的权利，而这项职业被禁，愈禁愈严，被认为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来源，是非劳动行业，无时无不在滋生着资产阶级。有好几年他不得不摘下行医的招牌，不登门求医的人如何恳求，不病情多么严重，一律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邻近已被安了自愿的或受雇的财政局密探，加上病人本人也难免会说去——这可能导致医生丧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要是没有坐惯，才是不可思议的！当年几乎每天都有病人到他这间书房里来，后来人少了些，但直到今天还有；他们有时会在这里坐上很久，跟医生行有关前途命运的痛苦谈。在这迂回曲折的谈话过程中，不知为什么可以使你终生难忘铺在褐橡木边框中央的绿台呢，或一柄古老的裁纸木刀，或一医用的镀镍金属（用于检查咽）、一只带钢盖的墨缸，或杯中冷却了的、颜得像波尔多酒的茶。医生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有时需要让病人摆脱他的视线而稍加思考，就站起来向洗手盆或书架那边走去。一般说来，奥列先科夫医生的一双始终聚会神的睛非必要时从不把视线移开去看旁边，从不垂向桌上的文件，它们从不浪费准备用于观察病人或谈者的每一分钟。这双睛是主要的仪，奥列先科夫医生就是通过这双睛了解病人和学生的情况，并把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传达给他们的。

她直接望了望奥列先科夫，心里很兴，因为他还健在，会替她分担一切忧愁。奥列先科夫还站着。他站得笔直，没有一腰弯背驼的倾向，肩膀和的姿势还是显得那样朗。他看上去永远是那么信心十足，仿佛他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治病，而自己绝对不会生病。从他下的正中垂下一给修剪齐整的疏朗银须。他还没有谢，甚至须眉也未全白，分梳两边的发还算光，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脸属于不为任何情动容的一类型，五官始终各就各位。只有向上拱曲的眉通过微乎其微的位置变动显示情起伏的整个幅度。

的重担，必须为自己的生活作选择的重担——这一切还在走廊里的衣帽架旁就已经从她肩上卸下，等她坐到这把圈椅里的时候，就彻底被丢在脑后了。她怀着轻松的心情缓缓地环视这间她所熟悉的书房，看到屋角一只旧的大理石洗手盆而受动，那不是新式的盥盆，而是下面放着桶的洗手盆，但全都被罩了起来，非常清洁。

而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偏偏最珍视私人行医的权利。要是门上缺少这块镌率的铜牌，他就像冒名替似地过着木合法的生活。他奉行的是绝不谋取副博士或博士学位的原则，说学位丝毫不能证明日常治病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医生是一位教授，病人反而会到拘束；把时间在写学位论文上，还不如多研究一学派的理论为好。单是在本地的医学院里，对年来奥列先科夫就先后在内科、小儿科、外科、科、传染病科乃至科病院工作过，只是在这之后他才成为放科专家和瘤学专家。对于“功勋科学家”他多通过嘴一毫米的撇动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说，如果在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授予他什么家什么家的称号，而且还要冠之以“功勋”二字，那么此人也就完了，因为荣誉会妨碍医生治病，就像华丽的服装妨碍行动一样。“功勋科学家”不论走到哪里，总是跟着一帮人；他被剥夺了犯错误的权利，被剥夺了不知某某事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他会变得自满、萎靡不振或落后于时代，并千方百计掩饰这一，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着从他那里看到奇迹。

所以，这一切奥列先科夫一概不要，他只要在门上钉一块铜牌，装一只路人够得着的门铃。

“对不起，柳多奇卡，我就坐在这写字台前。不要把这看成是正式的接待。只不过我是在这个地方坐惯了。”

不怎么说，命运的安排使奥列先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