瘩。问题倒不在于钱，我有的是钱，即使五十马克一支，我也会照付不误———可这是什么原则！这种原则是错误的。这么丁点儿大的孩子就唯利是图，大人竟觉得滑稽可笑！只有波利斯摇了摇头，后来，在二日以后他们自己私设一个小仓库，称之为他们的本钱，这时连莱尼也摇头了。他们有时弄来一听猪油，有时弄来一包香烟———大家那时都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去注意这些事情。莱尼就是在二日晚上生下孩子的，她不愿———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在坟墓里把孩子生下了，她的圣约瑟也不愿意。于是，他们就穿过被炸毁的陵园到花圃去，莱尼已感到阵痛，玛格蕾特拿着药，他们在那儿用泥炭、旧毛毯和草垫子铺好一个床铺，她就在很可能是当年怀胎的地方生下了她的孩子。那是一个足月的男孩，重七磅，他既然生于三月二日，那么，根据精确的计算，应当是六月二日前后怀的孕———而那段时间没有白天空袭，一次也没有！那一天———我可以根据我的工资单证明———夜班也没有了，波利斯就更不可能上夜班———这就说明，在大白天利用了某一个机会，他们一定是的。嗨，得啦———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过根本谈不上什么苏维埃天堂。二日空袭后陵园的样子，您真应看看:天使和圣徒的脑袋身子分了家，坟墓一座座底朝天，有的有棺材，有的不见棺材影子，随您怎么说，从施尼勒巷我们豁出命搬运战利品，累得臭死———接着，孩子当天晚上出世！顺便说一句，孩子生得又快又顺利。哪里有什么苏维埃天堂！您知道，重新教会我们祈祷的人是谁吗？真是这个苏联人！是的，是他教会了我们祈祷。了不起的小伙子，说真的，我的话他要是听，今天还会活着。多么荒唐，带老婆孩子在七日下午就进城，身上只带着那张糟透了的德国士兵证。本来小伙子可以在墓室中再待几个月，读他的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其他什么人的作品，甚至我可以给他搞到普希金的作品———等将一张真的或伪造的释放证搞到再出去。美国战俘营夏天已在释放农业人员，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张像样的英国或美国的释放证而已，这一点娘儿们没有想到，她们完全让和平冲昏了头脑，纯粹陶醉在生活的乐趣中，但为时过早了一些。那又怎么行呢？一连几个月，下午和黄昏天天抱着孩子，带着霍伊泽家两个小崽子和永远面带微笑的格鲁伊滕爷爷，在莱茵河边上坐着。小伙子如果愿意的话，今天还可以坐在莱茵河或伏尔加河边上。我在六月初正式露面之前就设法搞到了这么一张释放证，我的名字在证上写着，有一个真正的俘虏号码和俘虏营的大印———因为我们这一行终究属于农业———这是完全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而且确实我们这一行够忙的，我是说用不着再死人，死人已经够多了———这些人都得想办法入土。无论是洛蒂还是玛格蕾特，都不曾想到利用她们的关系，给小伙子搞一张真正的释放证———玛格蕾特只要扭一扭屁股就能办到，洛蒂手中掌握那么多公章、证明信和关系户，要是想到这一点就好了。合法证明过了五月或六月还不给小伙子办，真是太轻率了，他哪怕非得叫弗里德里希克虏伯也好。唉，我是会为此破费一些的———这个小伙子我不仅喜欢，而且爱他，也许您会见笑:是他教导了我，关于劣等民族的那一套理论全都是胡说八道。劣等民族嘛，就在此地。”
佩尔策的眼泪是不是真的？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还未喝完，他的眼睛里就渗出了一些眼泪，他不好意思地将泪水揩去。“难道莱尼父亲之死能赖我吗？怪我？为了此事，难道就要像回避瘟疫一样回避我吗？说到底我难道不是想给莱尼父亲一次真正的机会？连三岁孩子和外行人都能看出，他即使当一个好抹灰工也不够格，即使用最好的材料他也干不好。至于他那个瓦工队，得啦，人们用他们，因为找不到别人了。可是他经手的房子，过几天天花板就掉下来，或者是墙上的白灰一片片往下落———泥瓦工手艺他根本就没有学过，不会扔灰，不会使劲。他不想再做生意人，有意当无产者，这都是坐牢或蹲集中营时想入非非，或者是同他一起坐牢的共产党人向他灌输的结果。对您我可以说，看到这个从前曾引起轰动的大人物是个真正的废物，连墙都不会砌，真叫人大失所望。突然，他开始推着一辆旧手推车，带上几只铁皮桶、一把泥刀、一把抹刀和一把铁锹，走街串巷，登门找瓦工活干，换点面包、土豆，有时是一支雪茄烟，这其实也只是一种赶时髦。至于每天傍晚在莱茵河边上坐着，同女儿女婿和外孙一起，唱唱歌，观看过往船只———这可不是一个具有巨大组织才能和胆略的人干的事啊！我曾多次向他提出公平的建议，对他说:‘格鲁伊滕，您看，三四十万马克是我现在有的，怎么也吃不准是否该用来购买固定资产或比较保险的资产，您就拿去做买卖吧，等通货膨胀过去了再还给我，不按一比一，不按二比一，不，按三比一归还，不要利息。您是一个明白人，知道现在这种拿香烟当钞票用简直是胡闹，这对那些从集中营回来的虚无主义者来说倒合适，他们在营里没有烟抽；对孩子和有烟瘾的、被炸得无家可归的女人或军人寡妇来说这倒合适。您我都很清楚，有一天香烟又会只值五芬尼或至多十芬尼，您今天五十五芬尼买进一支，一转手卖五十六芬尼，这是胡闹，如果您想把香烟囤积起来，等到钱又值钱的时候再卖，那我向您预言，您的五十五芬尼只能卖五芬尼，香烟到那时如果没有发霉的话。’他哈哈大笑，以为我想劝他做香烟买卖，其实我只是打个比方罢了。哦，我想，他当然会开一家建筑公司的，他要是机灵一点，可以标榜自己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可是他不愿意。最后我的钱总得派用场呀，那时候做房地产生意没有多大赚头。莱尼如果及时把她的房子以五十万的代价卖给我，我是会立下字据的，保证向她提供一套住宅，不收房租，供她用一辈子。可她把房子卖给了霍伊泽，霍伊泽给了她什么呢？课税标准价格的四倍:总共六万马克，而这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令人难以置信！嗨，用场，我的钱却派不上了———我尽量花钱，买家具、画、地毯，甚至还买书，但始终还剩下这三四十万现金放在家里。于是，我想出一个主意。大家都笑我说:‘佩尔策变得有人性了，第一次做了蚀本生意。’我做什么呢？我收购废钢，不是什么都收，而是专收优质钢梁，当然是合法的，我可以说是尽可能地搞到了拆毁废屋权———大多数人很高兴，这样一来就清除了他们地皮上的瓦砾。钢梁么，有地方堆放是关键，而地皮我有的是，于是就放手干！您知道，像莱尼或克雷默尔这样一个花圃工每小时的工资当时是多少？整整五十芬尼。而建筑行业一个小工呢，嗯，也许可以挣一个马克，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一马克二十芬尼，而且还有重体力劳动者补助票，凭票可以购买面包、油脂、白糖等。要弄到这种补助票，当然得开办一家公司，我这样做了，我的公司名称是‘拆房股份公司’。当我开始收钢梁的时候，全城有一半人都在笑我，因为当时有的是钢梁，全欧洲遍地都是钢，用不了两包香烟就能买一辆报废的坦克———嘿，我让人们去笑。我雇了四队工人，配备工具，弄到拆毁废屋许可证，将钢梁有条不紊地收集。因为我心想:你们笑吧，可钢总归是钢。那个时候，旧兵舰、坦克、飞机都可以白送，只要拉得走，而我也这样干了:拉走坦克；地皮我有的是，当时还没有盖房子。就这样，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把我的全部资本都投上了:十万米优质钢梁，堆放在那里，码得整整齐齐。从一开始我就不搞工资等级表，不按每天八或十马克付酬。我搞计件工资，每米三马克，有时有的人一天能挣一百五十马克以上，这要看地皮在什么地方了，外加他们全都领到了最重体力劳动配给卡。这是额外的优待的。我们有条不紊地从近郊区向市中心推进，那儿都是大商店和办公大楼。在那儿搞要困难一些，因为钢梁上还带有好多混凝土，钢筋有时乱成一团，需要熔焊开。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我当然也增加工资，每米付五六马克甚至十马克，这需要谈判商定，就像煤矿根据煤层位置进行谈判一样，好吧。莱尼父亲替我管这几个队当中的一个，他自己当然也动手干，按向我上缴的数量每天晚上领取现金:到手的都是现钞，有的人有时一天能挣到三百马克，有时当然只挣八十，但决不会低于此数。那时候，我的花圃的工人一星期还挣不到六十哩。全城有一半人仍在笑我收钢梁，收来的钢梁堆在舍恩施泰特街我的地皮上生锈，连已有的高炉那时候都正在拆除呢！不管我怎样坚持下去，即使只是由于固执。喏，我承认，这种活并不总是没有危险的，可我并没有强迫谁干啊，没有。条件一清二楚，交易一清二楚，两厢情愿，我而且并不过问，他们除此而外在废墟中还能找到什么东西:书籍和家用器具啦，家具什物啦，等等。这是他们的外快。人们笑得要死，他们走过我的地皮时总是说:‘佩尔策的钱在这里生锈。’在参加‘万年青’狂欢节俱乐部的朋友中，几位吹毛求疵、喜爱逗趣的人甚至有———建筑工程师之类的人物———一五一十地算给我听，有多少钱确实放在那里锈掉了。他们这一套都是从造桥等方面学来的，都有精确的面积数字，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这笔投资是否有利可图。可是，真奇怪，到了一九五三年，这些劳什子堆在那里已有五年到八年之久，由于当时住房紧张，房子，我想用那些地皮盖，光是这个原因，我就得把它脱手。后来我到手一百五十万马克现金，那时他们又都说我是投机商、无赖、发战争财或其他什么了。突然那些旧坦克也身价百倍了，还有那些卡车以及我顺便———当然是完全合法的———弄到手种种东西，这时两大块地皮都腾空了，我到手的钱都躺在那里睡大觉。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娘儿们永远也不肯原谅我的可怕事件出了。莱尼的父亲在清除前卫生局的废墟时，摔死了。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种工作有危险，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发给危险补助，也就是提高了每米的固定价格，实际上等于是危险补助。老格鲁伊滕自己也拿起焊枪到处忙活时，他，我曾警告过。请问我又怎么能知道，他的静力学知识这么差，竟会把自己脚下的立足点烧掉，从八米高空中摔到废墟？天哪，他还是个建筑行家，有工程师头衔哩，他的公司使用过的钢梁比我五年中回收的钢梁要多十倍———我怎么能知道，他会把自己焊到深渊里去呢？我能料到这一点吗？这是我的责任吗？在成为废虚的城市里，谁不知道，从被炸毁的混凝土房屋中拆割钢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不是为这种风险相应地支付报酬了吗？而且，坦白地说，几乎这个神乎其神的建筑行家格鲁伊滕，甚至在收钢梁、撬钢梁或拆割钢梁方面也并不很熟练，甚至在理论上也并不掌握技术———看在莱尼的份上，为他我多破费了一些，因为莱尼和波利斯的遭遇使我很悲伤。”
此时佩尔策泪水涟涟，谁也无法怀疑其物质上的真实性，至于是否感情上真实，判断这一点则不是笔者份内的事。他握紧威士忌酒杯，环顾周围，对自己的活动室、酒柜和隔壁房间里陈列的花圈似乎都不认得了，继续低声说:“他掉在一束从混凝土板中伸出来的钢筋上，刺穿了身体，不是摔得稀巴烂，而是大穿孔，小腹、脖子、右上臂、胸口共四处穿孔，样子真可怕，而且———真可怕，真够呛———他还微笑，一直仍在微笑———疯了，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疯子，他看上去就像。真荒唐！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还有，”(佩尔策的声音有点犹豫，眼睛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手在颤抖—笔者)“还有，焊枪在被格鲁伊滕烧断的那根凸出的大梁的残余部分上挂着，咝咝地往外喷射火苗。真荒唐，这一切就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我正要停止收购钢梁呢———我的全部旧马克资本好歹已经花光了。不用说，出事后我立即停业清理，那些娘儿们说，我反正早就想了歇业，这可是弥天大谎。老实说，如果那是一九四六年中期的话，我也会歇业的。可是，你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此事事实上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坐在那里，娘儿们对我切齿痛恨，嘲笑我收购的废钢堆在那里继续生锈，还要在那儿再堆放五年。老格鲁伊滕没有参加保险，我聘请他是作为自由工作者，不是作为公司的职工，而是作为转包人，我因此自动提出付给莱尼和洛蒂一小笔抚恤金，但没人理睬———有一次我到她们那儿去，洛蒂在我背后吐唾沫。什么‘吸血鬼’和‘刽子手’她骂着，还有更难听的话。可还是我救的她这一条命呢，在那个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在施尼勒巷的那次抢劫中，突然她像疯了似的高呼社会主义口号，我用自己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巴。我常同她的淘气儿子打交道，二月底我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