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到医院里去工作，医院很缺看护，那儿环境比较好，比较有秩序，人也比较正派，对女性比较好。聂赫留多夫就去求了马斯连尼科夫，马斯连尼科夫也在规定的许可下满足了他。于是，玛丝洛娃调到医院里去了，在那里玛丝洛娃学会了一点技能，而且在这一个较为正派的环境里，开始认识到取悦男人的无聊和罪恶，这是玛丝洛娃新生的一个契机，聂赫留多夫为她创造的契机。他们两个人的复活和新生，就是这样在一种相互作用里面。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他们两人都不断地积累着认识和觉悟的准备。在律师法纳林的指导下，聂赫留多夫到了彼得堡，在枢密院开始活动。他首先找的一个枢密官是专门管上诉的，直接针对他这个案子，叫沃尔夫。沃尔夫也是个正派人，并且他很以正直为自豪，他所谓的正直是他从不受贿赂，可他从来不以为他拿到的薪水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他没有头脑去怀疑自己。他不受贿，而且对受贿的人非常厌恶。他也娶了个很有钱的老婆，老婆带给他每年一万八千卢布的收人，所以他并不缺钱。他的官位是因为努力工作得到的，是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官。他为政府办事尽心尽意，而且合情合理，他也同样没有头脑去怀疑他的忠诚与勤恳所造成的恶果。那是在一架向着错误方向运作的机器上的有力的部分。他有个儿子，非常厌恶自己的家庭，这是个很苦闷的家庭，家里的人都没有人性，说的都不是人话，于是孩子很小便开始酗酒，欠了许多酒债，沃尔夫为他儿子偿还了两笔债务后，就和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从此儿子就离开了家庭。这个官僚是要参加终审玛丝洛娃上诉案子的一个重要成员。终审小组里面还有个重要成员，是一个副检察长，叫谢烈宁。

这倒是个非常有性格的人，他长得很漂亮，很潇洒，是聂赫留多夫的大学同学，又是朋友，他很聪明，有理想，对社会有责任感。他不是那种庸庸碌碌的官僚。他有信仰，对人民也有感情，而且他自信自己还是有才能的。但事与愿违。他以为要为社会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进人国家机器，进入国家机关，这样才能直接为社会工作。然而一旦进入国家机关，他发现什么都不对头，都是些事务性的工作，这些事务在他看来那么无聊，徒劳无益，充满了文牍气，官僚气。他在这环境里非常不适应，和上下级关系也不好，他不断调动工作，每到一个新环境，就决心要好好工作。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可是心里面又觉得不对头，总有一股抗拒的力量，他却没有勇气正视这股力量，所以他还是这样顺其常规的去做他所谓应该做的事。他的婚姻也是这种不对头的婚姻，和他的妻子结婚他也认为很正常，好像如果不和这么一个富有的、聪明的、有身份有容貌的人结婚是不可以的，简直是太不正常了。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正常规范，可他心里的抗拒力量始终在唱反调，始终使他痛苦。后来有了个女儿，女儿的举止、打扮、气质也是和他内心的愿望不一样，好像这孩子不是他的。他在家庭里也是感到很隔膜，又不晓得一切错在什么地方，他的一切都按照这个社会的常规去做，可就是觉得不对头，职业不对头，家庭不对头，而最不对头的是在宗教上。他在年轻时和聂赫留多夫一样，有叛逆精神，是愤怒的反抗的青年。他们渴望把现有的一切砸碎，使社会变得更好，他们难免有时会是盲目的，可却充满了真实的热情。他们把宗教信仰砸得粉碎，他们怀疑宗教，他们在怀疑一切的年纪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可当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走进社会，感到不对劲，需要精神上的支援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宗教了。宗教是一种可支持大多数人正常生活，走入人群的东西，可他没有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断裂层里的人，生活分裂了他。大家终于坐下来谈这案子了，翻案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而且还有大律师到场，为玛丝洛娃作出种种辩护。沃尔夫和谢烈宁的态度还算是明朗的，只是一个很微妙的原因，使得有一部分枢密官很反感这个案子。反感的原因是一个贵族去为一个妓女这么奔走，他们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些什么私情，是一种暧昧的、不光彩的事。他们坚持原判，理由也非常充分，要尊重地方的法庭判决，尊重陪审团的意见，最后还是维持原判。

还有一个人物，叫托波洛夫，他也是彼得堡上诉局的，专门管宗教案子。聂赫留多夫所以去找他，是为前面说过的那个教派信使案。

托波洛夫看到这案子心里就一跳，这案子其实他知道，曾经有一度是要翻过来的，那么鸡毛蒜皮，而且没什么证据的一个案子，可就是有那么些热心的主教在奔走，如若翻过来还会惊动皇上，皇上就会对他们上诉局不满，怎么你们办了个冤案呢？他们的工作就将受到皇上的怀疑。他感到很为难。托波洛夫的工作是个非常矛盾的工作，首先他好像是宗教的化身，是执行上帝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但事实上他却运用人为的，包括暴力的方式来管理教会。但他是个老练的官员，他知道这案子非常棘手，他和聂赫留多夫说：好了，这我管，你别问了，这事由我来负责了。打发聂赫留多夫心存希望地走了。这个惩罚人的团体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在惩罚罪行的同时，又犯下了新的罪行，于是便加入了罪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