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起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问我：“玉卿嫂是什么人写的？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的吧？”我一得意，赶快应道：“是我写的。”他微感惊讶，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现在看来，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稚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有一年，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盅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在宪兵学校，有一天我带上地图阅读，我从来没有方向观，不辩东南西北，听了白听，握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写起《寂寞的十七岁》来。我有一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才会那样自言自语。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欲飞，充满了生命力，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青春”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