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前233年，秦王国再攻赵王国，韩国王(五任)韩安恐慌，割让土地，献出国王印信，请降格作秦王国的附庸，派韩非到秦王国晋见。

韩非，是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的王子之一，法家学派巨子。眼看祖国日益衰弱，忧心如焚，屡次向国王提出书面建议，国王都一笑置之。韩非对当权官员的颟顸，至为痛心。当权官员平常日子优待御用的摇尾学者；当国家紧急时却依靠平时瞧不起的武士。培养出来的人才不用，用的又不是培养出来的人才。目睹廉洁正直的人，被邪恶的当权分子排斥，考察过去的得失变化，韩非著《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共56篇。

嬴政崇拜韩非的学问和才能，打算会见他。于是，韩非抓住出使秦王国的机会，上书给嬴政，说：“秦王国拥有数千华里广大领土，武装部队号称100万，纪律森严，赏罚公平，号令分明，天下无人可及。我冒死请求大王赐予接见，将贡献破坏合纵同盟的具体方案。大王如用我的方案，不能一举成功——赵王国不投降，韩王国不灭亡，楚王国、魏王国不屈服，齐王国、燕王国不归顺，霸王之名不能建立，四邻所有封国国君不来朝觐，就请大王把我诛杀，作为对大王不够忠心的惩罚。”嬴政怦然心动，还没有任用，李斯已妒火中烧，打小报告说：“韩非，是韩王国的王子。大王的目的是在并吞天下，而韩非不可能忘情祖国，而全心全意效忠秦王国，这是人之常情。但送他回国也不是办法，以他的才能，万一韩王国重用他，将成为我们的后患，不如用法律除掉他。”嬴政认为合理，遂把韩非逮捕监禁。李斯派人送去毒药，叫韩非自杀。

《法言》曰：“有人问：韩非作《说难》大文，却死于‘说难’，为什么他不能实践他的理论？扬雄说：正因为‘说难’，他才牺牲。那人问：为什么？扬雄说：君子以礼教支配行动，以信义克制自己。意志相合就合作，意志不相合就分开，而根本不忧虑会不会相合！假如企图说服别人而担心合不合对方的心意，那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人问：韩非忧虑的正是合不合对方心意，难道不对？扬雄说：说服工作不采取正当手段，才值得忧虑。方案是不是被接受，不值得忧虑。”

司马光曰：“君子爱他的亲人，也爱别人的亲人；爱自己的国家，也爱别人的国家。所以勋业伟大，美名照耀宇寰。而韩非向秦王国献策，第一就是要先覆灭他的祖国，目的只在证实他的学问和才能。他的罪恶并不是一死就可了之的，不必怜悯他的遭遇。”

韩非这份卖国上书，十分蹊跷。司马光跟他的编辑群，似乎在故意抹杀真相。据其他史书记载：嬴政拜读韩非的大作，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怨自艾说：“我能够跟这个人做朋友，死而无恨。”当李斯告诉他韩非是韩王国的王子后，嬴政遂对韩王国发动攻击，这次侵略行动，是传奇性的，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人才。这种情形下，韩非到了咸阳，嬴政当然迫不及待地立刻接见，恐怕连撒尿的时间都无法等待。但该信语气，好像是韩非压根见不到嬴政，才哀哀上告。而且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他顶多呈上他的大作，那就够了，不可能要求会面，以韩非的智慧，不致坚持自暴其短。即令韩非要求会面，也不可能写出那种幼稚言论，提出一连串灭国保证。韩非的大作《韩非子》，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钉锤，完全诉诸理性，字不虚发。而这份卖国上书，却像江湖郎中在卖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岂不低估了他的对手？《史记》不载这封信，《战国策》不但不载这封信，还指出另一桩公案(被姚贾陷害)。司马光所以如此，只是一桩政治上的小把戏。因为在现实政治上，司马光的对手王安石，是一位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而韩非却是法家学派始祖。正好利用这封卖国上书，把法家丑化，使人们产生“法家就是卖国贼”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