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周燕玲一边问一边把目光转向吴运韬，就好像吴运韬应当为韩思成的消瘦负责似的。

吴运韬一直慈善地笑着的，这时转换了表情，用歉意的口气说：“老韩工作太辛苦了…我想了，明年无论如何再给他配两个人。”

面色苍白的韩思成说：“倒不仅仅因为工作，我最近…”他发现已经没有人再注意这个话题了，就转了口：“老吴，你看…”

“开始吧？”吴运韬问周燕玲。

“行，开始。”周燕玲已经坐在转椅上，打开公文包，取出一迭迭的纸张，还有—个很讲究的笔记本。

余馨娇被书柜里摆着的一只亮晶晶的铜佛吸引住了，瞪大了眼睛看。

吴运韬说：“老韩你帮助叫人吧。我就走了。”后一句话是对周燕玲说的。

韩思成欠欠身，说：“行了，老吴，就这样。”

“行。”吴运韬和韩思成一块儿出来了。

在楼道，韩思成压低了声音问吴运韬：“先叫谁？”

吴运韬看着前面，面无表情地说：“按名单叫。”

谈话进行着的时候，吴运韬坐在办公室，心里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不是害怕周燕玲把握不住方向———处事老练的她不会将考察变为对被考察人的真正的讯问，她会认真严肃地把过场走完。

叫别的人韩思成都是用的电话，但是叫苏北的时候，他亲自来了。他来到苏北办公室，苏北正趴在办公桌上打盹———苏北已经深陷在了韩思成儿子失去右肾的案件之中，昨天晚上修改呈递给卫生管理部门的申诉材料，一直到今天早上五点。韩思成心里非常不安，反复说：“你看把你累的，你看把你累的…”

苏北摆摆手不让他说。

苏北往人事处办公室走的时候，脑袋昏沉沉的，脑子里喧嚣着的全是申诉材料里面的话，全是那个动刀的大夫沉着冷静的面容，愤愤不平的情绪和呼唤正义的理性交织成为可怕的音响。

苏北还记得韩思成在给儿子动手术前跟他讲给主刀大夫送红包的事情。

“那是一个独立的房间，”韩思成说“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我把信封拿出来，从桌子上推给戴眼镜的大夫，说：‘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说：‘别，不必要这样。’我说：‘嗨！也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又说：‘你看这样可不好。’就在他这样说着的时候，他已经把信封拿起来，装到白大褂里面的兜里了。大夫的态度就好起来，嘱咐这嘱咐那的。当时我挺感动的，觉得这红包送得还是对的。”

苏北也不觉得韩思成有什么不对———医院早已经成了道德肮脏的地方，韩思成不过是按照潜规则做了他应当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办手续，”韩思成继续说“过了不到半个小时，那个大夫在厕所门口拦住我，说：‘你刚才给我那东西，怎么不见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见您装到口袋里的呀！他解开白大褂，翻开口袋给我看。我说是不是掉到地上了？我把疼得喊爹叫娘的儿子安放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就和大夫一道到诊室里去找，桌子底下都看过了，就是没有。我说：‘你看这事闹的。’大夫挺好，说：‘算了算了，我本来就说没必要。’老苏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嫌钱少，让我再送一回呀？”

苏北问：“红包里多少钱？”

“五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