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亲见"肝儿"的母亲从遥远的乡下赶来，找儿要钱——儿已经住在漂亮的单元房中了，门上安了绿的防盗门。可她怎么也叫不开门。她守在门旁，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时间久了，屋里的人熬不住了，开门来，老人就一把抱住儿的胳膊，喊着："我的肝儿，妈可盼你来了，妈在冰凉的楼上坐了半天…""你来什么？这里挤的哪有住的地方？要钱给你钱，拿上走吧！""肝儿"掏１0元钱给老人，也不回地下了楼。老人仍坐在关严的门前，地望着防盗门，她望再有谁来…屋里没有人了，她哭了。

她不知儿已经住到了外边一个招待所，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她的哭声惊动了邻居，他们把她接回家去；当问清了她是谁的老人时，都吓得不吱一声。他们熬了汤给她喝，又给她准备了，赶快找了车送到车站——分手时反复叮嘱："大娘，一路走好。见了你儿那天，千万别说是谁家送了您…"

老胡师，您至今为我离开○三所还有说不的惋惜。我明白您用心良苦。您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挚事业，不辜负多年培育；还有，○三所毕竟是○三所啊，我能到这儿工作幸运还来不及呢…可是你想一想：当有那么一天，连一个屠宰手和黑上的人都成了专家；当我们最优秀的人也被成了绝症，整座大楼奇地沉默的时刻，我离开它不是唯一的选择吗？

自从我懂得了人是可以分为"污浊的"和"纯洁的"两类之后，我的心就变得清明了。从那以后我的判断就极少错。当然还可以依据其他标准，但我发现那样会使我长期于矛盾和混沌状态。一个人只要是纯洁的，他就有可能胜任任何事情，他起码不会欺辱和卖，不会背叛自己的母亲。

生活中一再地验证了这个原理。

这样○三所就增添了一个重要人，叫"肝儿"。"肝儿"先任行政负责人，不久又获得了级职称。大多数人都不太知这个人的历史，只有极少数搞人事的才得知一来龙去脉。这个人绝无斯文气，像是野外钻来的一条狼，在整个大楼中显得太不和谐。他几乎成了"瓷"的贴保镖，一天到晚被一伙份不明的人簇拥着，驾着托和级轿车到驰骋。只要是反对过"瓷"的人，家里总要一事儿，不是人孩在路上被人揍了，就是宿舍玻璃被人砸了。

一个伤害和欺辱了母亲的人，无论穿上怎样的衣服、着怎样妙的言词，仍然需要拒绝他。他必是善的死敌。

我就是这样毅然离开的。我想骄傲地对我的朋友和这个世界宣布：真正的知识像真理一样，它没有什么形式上的中心。它的中心

他欺辱了自己的母亲。

现在他不必付钱了。○三所可有不少"合作"者。

我无比仇视那些欺辱了母亲的人。我这儿只不过再一次转告了我的警觉而已。

"瓷"边常常充斥着类似的污浊。他想用污浊的淹没○三所。他重和唆使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些钻营之徒，真正的势利小人、渣滓。其中有个最肯卖力气的、外号叫"肝儿"的人，曾一心要承接"瓷"的遗产。"瓷"常常训斥他几句，以表达内心难以抑制的欣悦。在他看来，这个"肝儿"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人选了。"肝儿"的调动、提重用，都是"瓷"一手办的。前不久"肝儿"还在一个野外基地后勤工作，是老式屠宰场的工人。"肝儿"的一个亲戚是某门负责人，就把他推荐给"瓷"。"瓷"有些为难，说○三所无论如何是一个著名的科研门，调动有些难——那要有论文有著作，起码…就从那次接不久，"肝儿"竟然奇迹般地发表起论文来了，而且接二连三…

我从今以后要好好地我的导师了。

他们告诉我：老人山里人打扮，老实得半天说不一句话；脸给晒成了黑，与上包裹的白巾对映着，显得更黑了；她七十岁，小脚，右拐肘上挂个带补丁的包袱。她对邻居说："俺前些年能活儿，一分钱也不娃的；娃在杀猪场那时候，还从家里拿走二十块钱；那会儿他爹还在人世…

结。我的从心泛起的尊崇和神圣，不是因为他专业上的造诣、无人比肩的成就，不是其他的一切，而仅仅是——他始终记住了自己是谁的儿——牢记了作为儿的使命。

这座大楼上没有了导师，没有了正义，又怎么会有学问呢？

母亲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不母亲就不会是一个洁净的人。

人们纳闷的是他那些论文。后来才慢慢传风声来：所有论文都是请人捉刀，他只负责钱。捉刀人嫌钱少了，在酒席上吵起来，这就传了去。

他门要钱，扔下块膘就走了…他爹去世他也没回，娃哩…"老人哭着骂着。

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是善的敌人？既是善的敌人，又怎么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如果容忍了这样的丑类，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

"肝儿"与这个城市最有名的黑人都有来往。那一次我在楼的遭袭、所里一批人被私讯、偷查档案，"肝儿"少不了都是重要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