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长大起来，知了我母亲孤一人的诸多苦恼。我很想让她组织一个家，找个好脾气的男人。可我母亲是个有传闻的人，许多人都知她曾举刀砍断过前夫的手指。谁敢指望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我母亲似乎也知这，她曾对我说过，要是再结婚，她还是跟我父亲最合适。可我父亲早就有了新家，并且他的新生活也不像我小时候和我母亲诅咒过的那样“好不了”他的新家好，据说我父亲在他的新太太跟前从不大嚷大叫。这信息肯定让我的母亲失望，有时候她会突然冒一句：“这真叫卤豆腐，一降一啊。”我知她在说什么，也不搭腔，意思是让她正视现实，用当时行的说法叫“一切向前看”我不清楚我母亲最终朝哪个方向看的多，我只知不久之后她便开始与棉被恋，她的业余时间都在了采买棉、采买被里被面和被上。她告诉我说，这世界上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能给你温的只有棉。她说“韩桂心你不知啊，那年在黑石村冷得我受不了时，我就想象以后我如果有了钱，就拿它全买了棉全了被，一屋棉被，任凭咱们娘儿俩在被垛上打儿。任

我冷着，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亲的不容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对她说，我再也不讲那个故事了，那个午睡起来登上一座山的故事。我以为我母亲会有很烈的反应，似乎许多年来她盼的就应该是我这样一个知情达理的表态。我的这个表态，对我母亲来说甚至应该有雪中送炭的味。但是她没有什么烈的反应，她只是没没尾地对我说：“反正是没有证据的，你记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明白我讲故事的徒劳，儿童式的幼稚计谋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读”那样每日每时地讲下去，即使我讲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梯就是向陈非伸了手，证据呢？谁看见了？即使有一个××小朋友看见了，谁来为我判罪呢？法律不会为一个5岁的孩判罪。我的母亲，其实她早于我明白了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还要继续把午睡起来上山的故事讲下去。现在她冷，冷压倒了一切。冷后来使她成了一个终生的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母亲重返北京路幼儿园，并很快升作园长。老师、阿姨大分都已换了新人，新颜旧貌一同呈现在人们前，我母亲慨万端。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我母亲自觉她苦难重，她必须说话，她要找到一个突破伸冤报仇宣自己。在这个时代我母亲仍然选择了1958年陈非的死，因为幼儿园新来的老师和阿姨都曾向园长提及园内为何不设梯。这正好给我母亲提供了机会，她在大大小小各会议上讲述30多年前那个倒霉的下午，她不再提及陈非手中的英国铁猴，她只说堆在梯下的那堆废铁。她说这分明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荒唐导致了一个孩的死。假如没有大跃，幼儿园就不会大炼钢铁；假如不大炼钢铁，梯下的草坪上就不会有废铁堆现；没有废铁堆，就算一个孩不慎从梯上摔下来，也并不意味着非死不可。我母亲的听众都认为她的分析是刻的，这是一个荒唐时代才有的荒唐悲剧，所有的人由此更加庆幸那个时代的终告结束。我母亲并且以此教育年轻的教师，幼儿园工作的中心只有一个，便是一切以孩为中心，因为孩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我决不想说我母亲在讲假话，可我又知她说的不真。陈非死于我的妒嫉之手，这件事却可以和每个时代密相联，惟独与我无关。我真不知这是上苍对我的厚，还是上苍对我的调侃。我慢慢长大起来，有时我憋得难受，我很想和我母亲摊开此事，但我们之间注定没有共同面对此事的可能：或者我也想临阵逃脱，或者我母亲也想终生回避。

疮。沟壑里的野风恣意地呼啸着钻破门破窗，像刀一样削我们的脸，我们的脸生疼生疼。这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续到我长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开车去五台山玩，台怀镇上那些卖刀削面的铺，那些样儿，表演一“噌噌”地削面锅的把式让我的脸和我的上一阵阵疼。那不是刀削着面，那本是风割着人啊。人割尽，剩下的就是骨架，我看见了我的白生生的骨。